别闹了，费曼先生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有没有猫体构造图？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餐厅里吃饭、聊天时，大家总喜
欢物以类聚地坐在一块。开始时我也跟物理学家坐在一起，
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一定也很好
玩。因此，我轮流和其他小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二星期
转移阵地一次。
　　当我转到哲学家的小组时，听到他们很严肃地在讨论
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著《过程与实相》
（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他们的用语很奇怪，我
不大听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
唠唠叨叨地要他们为我说明。其实有几次当我真的问问题，
而他们也试着解释，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最后他们干脆邀
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他们的研讨会很像在上课，每周固定一次，讨论《过
程与实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报告读后心得，
之后再进行讨论。在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拼命提醒自
己，我只不过是去旁听，千万别开口乱说话；因为我对他
们的题目一无所知。
　　研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是很典型的——难以置信的
典型，但千真万确地发生了。首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
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也是很难置信的事，但也是真的发生
了。接着一位同学就讨论的一个章节发表报告。在这一章
内，怀海德不停使用“本质物体”这个名词，用法很专门，
也许他曾在书中对这个词下过定义，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
什么东西。
　　略为讨论过“本质物体”的意义之后，主持研讨会的
指导教授讲了一些话，意图澄清观念，又在黑板上画了些
像是闪电的东西。“费曼先生，”他说，“电子是不是一
种‘本质物体’呢？”
　　于是，我又惹上麻烦了。我解释说，由于我没有读过
那本书，因此我压根儿不晓得怀海德所指为何，而且我只
是来旁听的。“不过，”我说，“如果你们先回答我一个
问题，让我多了解‘本质物体’这个概念，我就可试试回
答教授的问题了。请问砖块算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呢？”
　　我想弄明白的，是他们会不会将理论上的构想归为本
质物体。其实电子只不过是我们使用的一种理论，但对于
帮助我们了解宇宙运作十分有用，有用到我们简直认为电
子是真实无讹的。而我当时是想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
理论”这个概念。在砖块的例子中，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砖块的内部又如何呢？”然后我会指出，从来没有人看
过砖的内部！每当你劈开一块砖，你看到的只是另一个表
面，“砖块有内部”只不过是个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事物的
简单理论。电子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因此我问：“砖块算
不算是一种‘本质物体？’”
　　答案倾巢而出。有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就是单独的、
特别的砖。这就是怀海德所说的本质物体的意思。”
　　可是又有人说：“不，本质物体的意思并不是指个别
的砖块，而是指所有砖块共有的普遍特性，换句话说，‘
砖性’才是‘本质物体。’”
　　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对，重点不在砖的本身。
‘本质物体’指的是，当你想到砖块时，内心形成的概念。”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我发现这是我出生以来，
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砖的天才说法。后来，就像所有典
型的哲学家一般，场面一片混乱。好笑的是，在先前那么
多次的讨论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究竟像砖块这类
简单物体是不是“本质物体”？更不要说电子了！


外行人问内行话

　　之后，在吃晚餐时，我转移到生物学家那一组去。我
一向对生物学深感兴趣，而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其中
一些人还邀我去旁听即将开讲的“细胞生理学”。虽然我
学过一点生物学，这却是研究院程度的课呢！“你们觉得
我听得懂吗？教授会让我旁听吗？”我问。
　　他们替我问主讲教授哈维（E. Newton Harvey），他
曾经做过很多关于“发光细菌”的研究。哈维答应了，条
件是我必须跟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完成所有的作业及论文
报告。
　　上第一堂课之前，邀我听讲的几位同学要我看一些植
物细胞。透过显微镜，我看到许多不停在移动的绿色斑点，
那是在光照之下制造出糖的叶绿素。我抬起头问：“它们
如何运行？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们？”
　　没有人晓得答案。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当时还是个未
解之谜。就这样，我学到一点关于生物学的特性：你可以
很轻易便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在物理学，你必须先稍微深入学习，才有能力问一些大
家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上第一课时，哈维教授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很
大的细胞图，并且标示出它的内部结构，然后逐一讲解。
他说的我大部分都听得懂。
　　下课之后，邀我旁听的同学问：“怎么样？你喜欢这
堂课吗？”
　　“还不错，”我说，“唯一没听懂是有关卵磷脂（lecithin）
的部分，什么是卵磷脂？”
　　那家伙就用他那单调无味的声音说：“所有生物无论
是动物或植物，都是由小小砖块一样的东西，叫做‘细胞’
所组成的……”
　　“听着，”我不耐烦地说，“你说的那些我统统知道，
否则我也不会来听课。卵磷脂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跟其他人一样读论文、做报告。第一篇指定给我读
的是压力对细胞的影响，哈维教授特别挑了这篇论文给我，
因为其中牵涉到一点物理。我完全理解这份论文的内容，
可是当我在班上宣读我的读后心得时，却把所有的专有名
词都念错了；当我心中想的是“分裂球”（blastomere），
口中却念出“胚球”（blastosphere）时，班上同学简
直是笑得人仰马翻，直不起腰来。
　　第二篇指定给我的是艾吉瑞恩（Edgar Adrian）和布
朗克（Detlev Bronk）的论文。他们证实了神经冲动是尖
锐的单脉冲波现象。以猫为实验对象，他们测量了神经间
的电压。
　　我开始研读这篇论文。它不停地提到伸肌、屈肌或排
肠肌等等。这个肌、那个肌我都念得出口，可是我完全不
晓得它们位于猫的什么部位，或者跟其他神经线的相关位
置。因此，我跑到图书馆放生物图书的部分，随便抓着一
个馆员，请她替我找一幅猫体构造图。
　　“猫体构造图？”馆员花容失色地说，“你指的是生
物分类表吧？”从那时候开始，话就传开了，说有一个生
物系的笨蛋研究生，跑到图书馆去找“猫体构造图”。
　　轮到我做报告时，我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并开始
将各部分肌肉标示出来。很多同学打断我的动作：“那些
我们都知道了。”
　　“哦，”我说，“你们都知道？难怪你们念了四年的
生物，我却还是一下子便追上你们的程度了。”他们把所
有时间都浪费在死背名词上了，而这些东西只要花个15分
钟便全部可以查出来。


到加州理工洗碟子

　　二次大战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开车到美国各地旅行。到
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之后，有一年我跟自己说：“这个暑假我
不要换另一个地方玩了，不如试试换另一门的学问来玩玩。”
　　那时候刚好是华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克里克
（Francis Crick）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之后不久，而
由于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著名的物理兼生物学家）
的实验室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许多极为优秀的生物学家都
聚集在那里。华森也应邀到加州理工演讲，讨论DNA的密
码系统；他的演讲我都去听了，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许多研
讨会，对生物充满浓厚兴趣。对生物学而言，那是个很令
人兴奋的年代，而加州理工则是做生物研究的极佳所在。
　　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真正的生物研究，因此，
当我计划将那个暑假花在生物学上时，我只不过打算在生
物实验室内走动走动，帮他们“洗洗碟子”，在一旁看看
他们做些什么，可是，等我跑到生物实验室向他们说明意
愿时，一位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也是实验室的主管
艾德加（Robert Edgar），说他不会让我那样游手好闲。
他说：“你应该跟其他研究生一样，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
工作，我们也会给你一个题目去研究。”这样的建议，我
当然乐于接受！
　　我选了一门讨论噬菌（phage）的课。噬茵是一种含
有DNA的滤过性病原体，它会攻击细菌。而在这门课中，
我们学习如何做有关噬菌体（bacteriophage）的研究。
很快我就发现，由于懂得物理和数学，学习生物时轻松多
了。例如，我知道液体中的原子如何运动，因此离心机的
工作原理对我而言，不算高深莫测。又由于具备了统计学
上的知识，我很清楚在盘点培养皿上的斑点时，所牵涉的
统计误差。换句话说，正当其他生物系的同学努力了解这
些“新”观念时，我却可以专心学习真正跟生物有关的学
问。
　　在实验室里，我学会了一项很有用的技巧，到今天还
经常用到。他们教我们如何单手拿着试管，而同时用中指
和食指把管盖打开，让另一手自由活动，做其他事情——
像拿着吸量管，小心翼翼地把氰化物溶液吸进管中……等。
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
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实验毫无所获

　　当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噬菌可能发生突变，以致
影响到它们攻击细菌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突
变。不过，部分噬菌会发生二次突变，重新恢复攻击细菌
的能力，其中一些经历两次突变的噬菌跟突变前一模一样，
好像什么突变都没发生过一样。另外一些却有不同的变化：
它们攻击细菌的速度比正常时较快或较慢，因此细菌的繁
殖也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换句话说，“负负得正”的
“反突变”（back mutation）会发生，但噬菌恢复正常
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时候它们只能恢复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议我做个实验，看看反突变是不是在DNA螺
旋结构中的同一位置上发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复
实验之后，找到了三个反突变的例子，发生的位置都很接
近——事实上，比大家曾经观测过的例子都更为接近——
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这是一项冗长的研究工作，整
件事情也要靠点运气，因为你必须耐心等待二次突变的出
现——而那是十分罕见的。
　　我不断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发生突变，以及怎样能够
更迅速地观测到它们，但还没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经过完
了，我也逐渐对这个研究题材失掉兴趣。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
课若干年——一般是6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
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
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
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
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 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
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
球体，含有大约50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
（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利用放射性追踪剂，我们证实了RNA可以从核糖体分离出
来，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进行每个步骤、测量数据，尽力控制所有
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是过了８个月之后，我才想
到其中一个步骤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个年代，从细菌取
得核糖体的方法，是将培养好的细菌跟铝氧土（alumina，
又称矾土）放在研钵内研磨。其余的步骤都是跟化学作用
有关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点是我们研磨细菌时，推
动研杵的动作是无法重复的，因此我的实验什么成果也没
有。


业余的半吊子

　　我也必须提一提那次跟兰夫罗姆（Hildegarde Lamfrom）
一起尝试的实验。我们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细菌所使用的
核糖体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细菌的核糖体是否能制造出
人体或其他生物内的蛋白质？
　　那时兰夫罗姆已经设计出一套方法，能够从豌豆分离
出核糖体，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让核糖体利用信使核糖核
酸制造出豌豆蛋白质。我们意识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
核酸加到细菌核糖体中时，究竟制造出来的会是豌豆蛋白
质还是细菌蛋白质？”这将是个众所瞩目、意义重大的问
题；而我们的实验也同样会是众所瞩目，将对遗传生物学
的基础带来巨大影响。
　　兰夫罗姆说：“我需要大量的细菌核糖体。”
　　梅索森和我为了其他实验，曾经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提取了大量的核糖体。我说：“算了，我就把我们的核糖
体拿给你吧，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多的是。”
　　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项十分
惊人和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我
们的想法很好，实验构想很好，设备也很齐全，却全让我
搞砸了；因为我给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糖体，那是在这种
实验中所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了。我们的核糖体放在冰箱
里将近一个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准
备一些核糖体，很认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给兰夫罗姆，严
格地控制一切，那么实验将会很成功；而我们也将成为首
先证实生命的普遍性质的人。我们将证实了在任何生物中，
制造蛋白质的机制——核糖体——都是一个模样的。当时
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
态度完全像个业余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书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医生。他想
出一套如何医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结果却只令人活受罪
罢了。我就像那位没经验的医生！
　　我始终没有动笔把噬菌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尽管艾
德加不停催促，我却一直抽不出空来。这也是从事跨行工
作的毛病了：我不会认真地看待它。后来，我总算写了个
非正式的报告给艾德加，他一边读一边笑了起来，因为我
没有依照生物学家惯用的标准格式——先写实验程序，再
写……等等，而写了一大堆生物学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艾
德加把我写的改成较为简洁的版本，我却全看不懂。我想
他们始终没有拿去发表，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直接发表那些
实验结果。


最爱的还是物理

　　另一方面，华森认为我的噬菌实验颇有价值，因此邀
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讲，
讨论位置十分接近的突变及反突变。我告诉他们，我的想
法是：第一次突变使蛋白质发生变化，例如改变了某个氨
基酸的酸碱度；而第二次突变则改变了同一蛋白质内的另
一个氨基酸，但酸碱度的改变跟第一次突变时刚好相反，
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
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
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
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
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
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DNA盐基不见了，如此一
来DNA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
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
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
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
DNA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
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
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
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
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
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
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
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
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
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
里去！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
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
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
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
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
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
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
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
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
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
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
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
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
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
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
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
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
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
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
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
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
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
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
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
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
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
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
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
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
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
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
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
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
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
“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
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
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
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
的日程表中。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
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
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
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
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
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
（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
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
“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
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
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
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
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
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
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
问题。”
　　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
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
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得在什么时
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
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
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晓得。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
论——因此他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
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他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
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
　　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
我开口讲话！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
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双手不住地发抖。
　　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
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
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
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
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开始问问题的部分。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
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
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
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声音拉长，带着浓重德国口
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
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他指的
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他继续说：“由于
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
是正确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
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
我发现那套理论用来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
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
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太过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
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
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说，“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
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
“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
　　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
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
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
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
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
了许多年的功夫呢！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真正男子汉

　　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个“没文化素养的”或“反知识”
分子。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想原因可以回溯到中学时期。
那时，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太过娘娘腔，像个文弱书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诗呀、
歌呀这类事情上的。我甚至从没有想过，到底诗是怎么写
出来的！也因此我很看不惯那些读法国文学、音乐或诗等
“优雅”事物的男生。我比较欣赏钢铁工人、焊工或机器
房的技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机器房里工作、能够制造
出东西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是我当年的心态。
　　在我看来，作个讲求实用的人是一种美德，但成为“
有文化素养的”或“有知识的”就不是。前一句话当然没
错，但事实上后一种想法却极为荒谬。
　　总之，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我还抱持着那种心
态，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经常在一家叫
“爸爸小馆”的精巧小餐馆中吃饭。有一天，我正在那里
用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油漆工人从楼上跑下来，坐到我
的附近，他是餐厅老板请来粉刷楼上房间的。我忘记是怎
么开始的，我们交谈起来，他提到在油漆这一行，要学的
东西还真多。“例如，”他说，“拿这餐厅来说，如果让
你来决定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来漆这里的墙壁？”
　　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在这样的高度你要刷一截
深色宽条，因为坐在餐椅上的客人，总是会用肘部在墙上
磨来擦去。所以这个部分不能用白色，否则很容易弄脏。
可是再往上则相反，因为那样才能让顾客觉得餐厅很干净。”
　　那家伙好像很在行，而我就坐在那里，呆呆地听他说
下去：“你也必须懂得颜色的道理，弄清楚怎样把油漆混
在一起得出各种颜色。举个例子吧，黄色是用哪几种颜色
调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如何调出黄色的油漆。如果是光，我就知
道是要用绿光和红光，但他说的是油漆。因此我说：“如
果不用黄漆，我便不知道你怎样调出黄色来了。”
　　“噢，”他说，“如果你把红的和白的混在一起，便
可以配出黄色来了。”
　　“你确定不会配成粉红色吗？”
　　“不，”他说，“你得到的是黄色。”我相信了他的
话，因为他是个职业油漆工人，而我一直都很景仰这一类
型的人，可是我还是不懂他怎么做到这点。
　　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说：“那一定是什么化学变化
所引起的。你用的一定是些会引起化学变化、很特别的颜
料吧？”
　　“不，”他说，“什么颜料都行。你跑去‘五分一毛’
平价商店买些油漆回来，就是一般的红漆和白漆，我调些
黄色的油漆出来给你看。”
　　这时我想：“这太奇怪了。油漆我也不是完全不懂，
你根本不可能得出黄色来的。但他又很确定可以调出黄色
来，这事真有趣，我要看个究竟！”
　　于是我说：“好，我去买油漆。”
　　油漆工回到楼上继续干活，餐馆老板走过来对我说：
“你怎么还跟他争？他是油漆工，他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油
漆工了。而他说能调成黄色，你还跟他辩干嘛？”
　　我觉得很难为情，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最后我说：“
我一辈子都在研究光。我认为红加白不可能变成黄，而只
能得到粉红色。”
　　我真的跑到“五分一毛”商店，买了油漆回到餐厅去。
油漆工从楼上下来，餐馆老板也跑来凑热闹。我把两罐油
漆放在一张旧椅子上，油漆工就动手调漆。他添一点红，
又加一点白，但看起来还是粉红的；他继续加了又加、调
了又调。最后他咕咕哝哝的，说什么“我以前随身带着一
小瓶黄色的，加进去让它鲜艳点，然后就变成黄色的了。”
　　“噢！”我说，“当然了！你加上黄色，当然得出黄
色，但是没有黄色的话，你便做不到了。”
　　油漆工自顾自回到楼上工作去了。
　　这时餐馆老板说：“那家伙胆子真大，居然敢和研究
了一辈子光的人争辩！”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是多么地信任这些“真正的男子
汉”。那油漆工告诉了我许多很合理的事情，使我相信可能
有那么一个我不晓得的奇怪现象。虽然我预期看到的是粉红
色，可是我却死脑筋地想：“如果他真的调出黄色来，那一
定是些很有趣的新方法，我非看个究竟不可。”
　　在研究物理时，我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我有时会觉得
某个理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来那么完美，觉得不知什么时候
会横生枝节，把它破坏掉。因此我的态度是：“什么事都可
能发生，虽然也许实际上你已经很确定应该发生的是什么。”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跟数学家抬杠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物理系和数学系共用一间休闲室。
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都在那里喝茶。这一方面是模仿英
国学校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放松情绪的好方法。大家会
坐下来下下棋，或者讨论些什么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拓
扑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还记得有个家伙坐在沙发上努力思索，另一个则站
在他面前说：“所以，这个这个为真。”
　　“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人问。
　　“这太简单！太简单了！”站着的人说，接着滔滔不
绝地发表了一连串逻辑推论，“首先你假设这个和这个，
然后我们用克科夫理论的这个和那个；接下来还有瓦芬斯
托华定理，我们再代入这个，组成那个。现在你把向量放
在这里，再如此这般……”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勉力挣扎要
消化这许多东西，而站着的人则一口气又快又急地讲了15
分钟！等他讲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的家伙说：“是的，是
的！这真的很简单。”
　　我们这些念物理的人全都笑歪了，搞不懂这两个人的
逻辑。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简单”等于“已经证实”。
因此我们跟这些数学家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个新定理
——数学家只懂得证明那些很简单的定理，因为每个已被
证明的定理都是很简单的。”
　　那些数学家不怎么喜欢我们提出的定理，我就再跟他
们开个玩笑。我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令人意外的事件——正
因为数学家只去证明很简单的事物。


找数学家麻烦

　　对数学家来说，拓扑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其中有
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完全“反直觉”之道而行。于是
我又想到一个主意了。我向他们挑战：“我跟你们打赌，随
便你提出一个定理——只要你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它
假设些什么、定理是什么等等——我立刻可以告诉你，它是
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会出现以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假设你手上
有个橘子。那么，如果你把它切成Ｎ片，Ｎ并非无限大的数。
现在你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
法对还是错？”
　　“一个洞也没有？”
　　“半个洞也没有。”
　　“不可能的！没这种事！”
　　“哈！我们逮到他了！大家过来看呀！这是某某的‘不
可量测量’定理！”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难倒我时，我提醒他们：“你们刚才
说的是橘子！而你不可能把橘子皮切到比原子还薄、还碎！”
　　“但我们可以用连续性条件：我们可以一直切下去！”
　　“不，不，你刚才说的是橘子，因此我假定你说的，是
个真的橘子。”
　　因此我总是赢。如果我猜对，那最好。如果我猜错了，
我却总有办法从他们的叙述中找出漏洞。
　　其实，我也并不是随便乱猜的。我有一套方法，甚至到
了今天，当别人对我说明一些什么，而我努力要弄明白时，
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举实例。
　　譬如说，那些念数学的提出一个听起来很了不得的定理，
大家都非常兴奋。当他们告诉我这个定理的各项条件时，我
便一边构思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当他们说到数学上的“集”
时，我便想到一个球，两个不相容的集便是两个球。然后视
情况而定，球可能具有不同的颜色、长出头发或发生其他千
奇百怪的状况。最后，当他们提出那宝贝定理时，我只要想
到那跟我长满头发的绿球不吻合时，便宣布：“不对！”
　　如果我说他们的定理是对的话，他们便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只让他们高兴一阵，便提出我的反例来。
　　“噢，我们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是豪斯道夫的第二类同
态定理。”
　　于是我说：“那么，这就太简单，太简单了！”到那时
候，虽然我压根儿不晓得豪斯道夫同态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我也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虽然数学家认为他们的拓扑学定
理是反直觉的，但大多数时候我都猜对，原因在于这些定理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懂。慢慢地，你便习惯那些细细分
割的古怪性质，猜测也愈来愈准了。
　　不过，虽然我经常给这批数学家找麻烦，他们却一直对
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构思理论就是他们的使命，
而且乐在其中。他们经常讨论那些“简单、琐碎”的理论；
而当你提出一个简单问题时，他们也总是尽力向你说明。
　　跟我共用浴室的就是这样的数学家，名字叫做奥伦（Paul
Olum）。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想教我数学。我学到“同
伦群”（homotopy group）的程度时终于放弃了；不过在那
程度之下的东西，我都理解得相当好。
　　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围道积分（contour integration）”。
高中物理老师贝德先生给过我一本书，我会的所有积分方法，
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课之后，他叫我留下。“费曼”，
他说，“你上课时话太多了，声音又太大。我知道你觉得这
些课太沉闷，现在我给你这本书。以后你坐到后面角落去好
好读这本书，等你全弄懂了之后，我才准你讲话。”
　　于是每到上物理课时，不管老师教的是帕斯卡定律或是
别的什么，我都一概不理。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念伍兹（woods）
著的这本《高等微积分学》。贝德知道我念过一点《实用微
积分》，因此他给我这本真正的大部头著作——给大学二三
年级学生念的教材。书内有傅立叶级数、贝塞尔函数、行列
式、椭圆函数——各种我前所未知的奇妙东西。
　　那本书还教你如何对积分符号内的参数求微分。后来我
发现，一般大学课程并不怎么教这个技巧，但我掌握了它的
用法，往后还一再地用到它。因此，靠着自修那本书，我做
积分的方法往往与众不同。
　　结果经常发生的是，我在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的朋友被
某些积分难住，原因却是他们从学校学来的标准方法不管用。
如果那是围道积分或级数展开，他们都懂得怎么把答案找出；
现在他们却碰壁了。这时我便使出“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
方法——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具箱。当其他人用
光了他们的工具，还没法找到解答时，便把问题交给我了！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看穿你的心

　　父亲对魔术之类的把戏向来很感兴趣，总想知道那是
怎么一回事。他很了解“观心术”是如何运作的。他小时
候住在长岛中央，一个叫做帕楚格（Patchogue）的小镇。
有一次，镇上贴满了海报，说下星期三，一位观心术士即
将来访。海报还说，镇上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镇长、
一位法官及一家银行的总经理，会预先将一张 5元钞票藏
在镇上某个地方，到时这位观心术士会把它找出来。
　　当观心术士来到小镇之后，大家都跑来看他怎么进行。
钞票是银行总经理和法官藏的；观心术士一手牵一个，便
往大街的另一头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拐弯，走进
另一条街，然后又走上另一条街，走到藏钞票的房子！接
着，他牵着这两个人的手，一起走到这幢房子的二楼，走
到正确的房间内，再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放开他们的手，
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5元钞票就藏在那里。整个过程真是
戏剧化！
　　那些年头要受到好的教育很不容易，因此观心术士就
被请来当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我父亲呢，只不过上了一节
课，便问观心术士钞票是怎么找到的。
　　术士说你只要轻轻地牵着他们的手，一边走路时一边
略微摇动。当你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可以往前、往左或往
右走。这时你手稍微往左晃动。如果这方向错误，你会感
受到某种阻力，因为他们并不预期你会往那个方向走。如
果你走对了方向，由于他们下意识认为你可能成功，因此
会较易让路，一点阻力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不断晃来晃去，
检验出哪条路最轻松。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提到这大概需要很多练习，
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这方法。
　　后来，当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想拿一个叫伍
德霍德的家伙来做个试验。有一天，我宣布我是一名观心
术士，能够看透他在想些什么。我告诉他，他可以在实验
室内选定某样物件，然后走出来。实验室内有很多排的桌
子，上面放满了各种仪器、电路板、工具及其他有用、没
用的东西。我说：“现在我能读出你心里在想的事物，把
你带到这物件那里。”
　　他走到实验室内，挑选好一件东西，走出来。我牵着
他的手，轻轻晃动。我们走到一排桌子，再走到一张实验
桌前，正正的走到他挑的物件那里！我们一共试了三次。
有一次我一找便找对了——还是藏在一大堆东西之中呢！
另一次，我找对了地点，但物件的位置却差了几英寸。第
三次不知哪里出了些问题；但这办法的效果比想象中好多
了，简直称得上是容易。


噢，大师！

　　那以后，大约在我26岁时，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大
西洋城去，那里有各种露天的游乐表演。父亲在接洽公事
时，我跑去看一个观心术士的表演。这位术士坐在台上，
背向观众，身上穿着长袍，头裹一条巨大头巾。他的助手
是个小个子，不停在观众中穿来插去，口中念念有词地喊：
“噢，大师！我这本记事本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大师说。
　　“那么，神明先生，这位女士的名字是什么？”
　　“玛丽！”
　　有人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叫什么？”
　　“亨利。”
　　我站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显然那个亨利是跟他串通好的，但我想
不通这个术士怎么做到其他的把戏？像说出记事本的颜色
等。难道他在大头巾内藏了耳机？
　　见到父亲时，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他们有一套
暗号，但我不清楚实际情形怎么样。让我们回去看看是怎
么回事。”
　　我们回到观心术士那里，父亲跟我说：“来，给你 5
毛钱。你到后面那个算命的摊位算算命，半小时后我们再
碰头。”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跟大法师编个故事，如果我
不在旁边不停地说：“哦！哦！”事情会顺利得多，因此
他把我支开。
　　等他过来找我时，已经把全部的暗号都弄清楚了。“
蓝色是‘噢，大师’，绿色是‘噢，无所不知的学者’等
等。”父亲说：“我跟术士说，以前我在帕楚格做过差不
多的表演，也有一套暗号，但我们没法做多少套把戏，颜
色也没他多。我问他，‘你怎么这样厉害，能够传达这么
多信息？’”
　　观心术士很高兴，也很为他的暗号而自豪，居然就把
整套秘密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是个推销员，这种情况他最
会应付了，我可没这种本领呢！

jsy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草履虫·蜻蜓·蚁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当然，如果说要
测量什么或做重要的实验，那就算不上实验室了。其实，我
只是待在那里玩而已：我自己做马达，或者利用光电管做些
小玩意——比方设计一个小电子玩意儿，有东西在光电管前
晃过时，会启动另一组零件等；我也找来一些硅片玩。总之，
我在那里天马行空地率性而为。只有在做灯座时，我做过一
些计算，看如何利用开关及灯泡来控制电压；但这些都只能
算是应用而已，我还没真正做过什么伟大实验。
　　我还有一座显微镜，经常沉迷于镜下的世界；这也需要
很大的耐性。我把东西放到显微镜下，看个没完没了。跟其
他人一样，我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像硅藻慢慢地从玻璃片
这一头游到另一头……等。
　　一天，我在观察草履虫，无意中看到一些在中学、甚至
大学课本里都没有提到的现象。我经常觉得，这些课本都自
以为是地把世界简化了。他们说：“草履虫是种极端简单的
生物，行为更是如此。当它们碰到其他东西时会退后，转个
角度重新出发。”
　　但其实不对。首先，许多人也知道，草履虫有时互相触
碰，交换核细胞。我感到有趣的是：到底它们怎样决定在什
么时候交换核细胞？（不过这跟我观察到的事情无关。）
　　我确实看到草履虫碰到东西之后反弹回来，转个角度再
继续前进；可是它们的动作一点都不机械化——不像课本形
容的那样。它们移动的距离不一，反弹回来的距离也不一样，
在不同情况下，转的角度也大小不一；它们更不一定都向右
转或左转——一切看起来都是不规律的。事实上，我们并不
清楚它们碰到什么，更不知道它们嗅到什么化学物品。
　　我想观察的一个现象是，草履虫周围的水干掉以后，它
会怎样？据说，草履虫会变干、变硬，像颗种子一样。于是
我在玻璃片上滴了一滴水，放到显微镜下。我看见一只草履
虫和一些“小草”——对草履虫来说，这些小草已经像一张
巨大的麦杆网了。过了10多分钟之后，水滴逐渐蒸发，草履
虫的处境愈来愈艰困了。它前后游动，愈来愈快，直到不能
再动，最后，它被卡在“草棒”之间，无法动弹。
　　然后，我看到一些从未看过、也从没听说过的事：草履
虫的样子变了，居然可以像变形虫一样改变形状！它紧挨着
一根草棒，开始分叉，好像螃蟹的两根钳子一般。分到它身
体的一半长度左右，突然它大概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
于是又回复原状。
　　因此我的印象是，课本对这些小动物的描述太简略了。
事实上它们的行为都不是那样机械化或没变化的，这些书真
应该正确地描述它们才对。而假如我们连单细胞动物的多姿
多采都不大了解，我们就不要奢望能够明白更复杂的动物行
为了。


长脚针来了！

　　我也很喜欢观察小昆虫。大约１３岁时，我读过一本谈
昆虫的书——它说蜻蜓是无害的，也不会叮人。但从小我们
就称蜻蜓为“长脚针”，邻居都认为被它们叮到是很危险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外头打棒球或玩耍时，一有蜻蜓飞近，大
家便四散飞奔找地方躲藏，同时挥手尖叫：“长脚针来了！
长脚针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滩上玩耍，一只长脚针飞过来，大家
都在尖叫乱跑，我却在那里不动如山。“不用怕！”我说，
“书上说长脚针不会叮人的！”
　　它飞到我脚上，每个人都拼命喊，现场一团糟，只因为
这只长脚针“站”在我的脚上。但我这个神奇的科学小子，
却固执地相信它不会叮我。
　　也许很多人以为，最后我被叮了——不！这次书上说对
了。但我可真的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显微镜。我把里面的放
大镜拿下来，利用它来观察周围的事物。在普林斯顿当研究
生时，我还经常把这片放大镜放在口袋里。有一次无意中拿
出来，观看正在常春藤旁爬来爬去的蚂蚁，一看之下，不禁
兴奋得大叫起来。那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蚜虫。蚜虫是一种
害虫，可是蚂蚁都会来照顾它们。如果蚜虫寄生的植物开始
枯萎，蚂蚁便把蚜虫搬到别的植物上。在这个过程中，蚂蚁
也有好处，就是从蚜虫身上取得称为“蜜露水”的蚜虫汁。
这些我都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我，但我从来没亲眼看过。
　　我看到的情形是，一只蚂蚁走到蚜虫旁边，用脚拍它—
—在蚜虫全身上下拍、拍、拍，真是有趣极了！接着，蜜汁
便从蚜虫背部分泌出来。在放大镜之下，蜜汁看起来像一个
很大、很漂亮、闪闪发光的七彩大汽球。之所以成为球状，
是因为表面张力作用的关系。至于它会发出各种光芒，却是
因为我那玩具显微镜并不很好，放大镜有色差——但总之，
那看来真是美极了！
　　小蚂蚁用它的两只前脚，将蜜汁球从蚜虫背上挪下、举
起来！在它们这样微小的世界里，连水都可以一颗一颗地举
起来！我猜蚂蚁脚上可能有些油腻的物质，因此当它把水球
举起来时，也不会把球弄破。然后，它用嘴巴把蜜汁球的表
面咬破，表面张力便崩溃，整滴汁就一股脑儿流到它的肚子
内。整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蚂蚁如何认路？

　　我住的宿舍里有一个凸到外面的窗，窗槛是Ｕ字形的。
一天，有些蚂蚁爬到窗槛上逛来逛去。我突然好奇起来，
很想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到东西的？到底它们怎样知道该
往哪里去呢？它们能不能互相通报食物在哪里，就像蜜蜂
那样？它们对事物的外表有没有任何知觉？
　　当然，这些都是外行人才会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答
案，只有我不知道，因此我要做些实验。首先我把一条绳
子拉开绑在窗子的Ｕ字形上，把一张硬纸片折起来，在上
面沾满糖，然后挂在绳子的中央。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把
糖和蚂蚁分隔开，使蚂蚁不能碰巧地找到糖，我要好好控
制这个实验。
　　接下来我折了很多小纸片，这是用来运蚂蚁的。纸片
放在两个地方，一些挂在绳上，在糖的旁边；另一些放在
蚂蚁出没的地点，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
监视，直到有蚂蚁跑到我的纸片上，我便把它搬到糖那儿。
搬了几只蚂蚁过去之后，其中一只偶然跑到旁边的纸片上，
我又把它搬回来。
　　我想看的是，要过多久其他蚂蚁才知道这个找食物的
通道。结果是一开始时很慢，后来却愈来愈快，我运蚂蚁
运得应接不暇，简直快发疯了。
　　当这一切正在热烈进行之际，我突然开始把蚂蚁从糖
那里送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到底会爬回最
初的地方，还是会跑到它刚刚待过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我放纸片等蚂蚁的地方清闲得很，一只
蚂蚁也没有（如果爬到这些纸片上，经由我的运送，它们
便可以再回到糖那里）；但在第二个地方，却有许多蚂蚁
徘徊找它们的糖。因此我结论：它们都跑回刚刚待过的地
方。
　　另一次，在通往窗槛的糖的通道上，我放了很多显微
镜玻璃片，让蚂蚁走在上面。然后，我改变玻璃片的排列
顺序，或者是用新的玻璃片把其中一些旧的替换掉。我证
明了蚂蚁对物件的外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它们搞不清
楚东西在哪儿。如果它们循着一条路而找到糖，但同时有
更短的路可以回来，它们也永远找不到这条较短的路。
　　而重新排列玻璃片，也清楚显示了蚂蚁会留下一些痕
迹。接下来，我很容易便安排了许多简单的实验，看看这
些痕迹多久会干掉、是否容易被抹掉等。我也发现痕迹是
没有方向性的。如果我捡起一只蚂蚁，转几个圈，再把它
放回去，它往往不知道现在走的方向跟刚刚不一样，直到
它碰上另一只蚂蚁，它才晓得走错了方向。后来在巴西时，
我碰到一些樵蚁（leaf-cutting ant，能将叶片咬下来的
蚂蚁），于是做了同样的实验，发现它们在短距离内分得
出自己是向着食物走抑或走离食物。我猜它们留下的痕迹
藏有玄机，可能是一连串的气味系列：气味Ａ、气味Ｂ、
空档、气味Ａ……等等。
　　又有一次，我想让蚂蚁走圆圈，但我没足够耐心完成
这个实验；我想这应该不难做到。


嗅着同伴气味回家

　　这些实验的困难之一是，我的呼吸会吓到蚂蚁。这一定
是从远古时候，为了逃避某些喜欢吃它们或骚扰它们的天敌，
而遗留下来的本能反应。我不确定是由于呼吸的温暖、湿度
还是气味干扰了它们；总之在运送蚂蚁时，我得暂时停止呼
吸，偏过头去，以免把它们搞胡涂或吓坏了。
　　我很想弄明白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蚂蚁的痕迹都那么直、
那么好看。它们看来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好像很有几何概念
似的；但从我的实验结果看来，它们谈不上有任何几何概念。
　　多年以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住在阿拉米达街上
的一幢小房子内。有一天，浴盆周围有一些蚂蚁在爬。我跟
自己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在浴盆的另一头放了些
糖，坐在旁边看了一下午，终于等到有一只蚂蚁找到了糖。
这部分不难，有耐性就行了。
　　一旦蚂蚁发现到糖的所在，我就拿起准备已久的彩色笔
跟在它的后头画，这样便可知道它的痕迹是什么形状。根据
以前做过的实验，我早已知道，蚂蚁是不会受到铅笔痕迹影
响的，它们毫不停顿就走过去；因此我那样做不会影响到实
验的可靠度。不过，由于这只蚂蚁在回家途中好像有点迷路，
因此画出来的线有点曲曲折折，不像一般的蚂蚁痕迹。
　　当下一只蚂蚁找到糖，开始往回走时，我用另一种颜色
来描下它走过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只蚂蚁跟随第一
只蚂蚁的回路走，而不是沿着自己来的路回去。我的想法是，
当某只蚂蚁找到食物时，它所留下的痕迹要比平常闲逛时，
所留下的强烈得多。
　　这第二只蚂蚁走得很急，大致沿着原来的痕迹走。不过
由于痕迹歪歪曲曲，而它又走得太快了，因此经常“滑”出
痕迹之外。但当它到周围乱闯时，常常又找到正确的痕迹。
总之，第二只蚂蚁走回家的路线，比第一只蚂蚁走的路线直
得多。随着一只只匆忙又大意的蚂蚁走过这条通道之后，痕
迹得到了“改进”，愈来愈直了。
　　用铅笔跟踪了八到十只蚂蚁之后，痕迹已变成直直的一
条线了。这跟画画有点像：首先你随便画一条线；然后沿着
它再画几次，一会儿就画出一条直线了。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蚂蚁是多么奇妙、多么
合群的生物。我也常常仔细观察三四只蚂蚁，如何合力把一
小块巧克力搬回巢里。有趣的是，第一眼看来它们确实是效
率奇高、合作得很好的小家伙。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它们的动作来看，巧克力好像是被什
么神奇力量举起来似的，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乱拉，而在
搬运途中，其中一只蚂蚁可能还会爬到巧克力上。巧克力不
断摇摇晃晃、左右移动，没有共同方向——巧克力并不是平
顺快速地运抵蚁巢的。
　　巴西的樵蚁在某些方面很“优秀”，但它们也有些很有
趣的笨习性。事实上，我很惊讶在进化过程里，这些习性还
被保留下来。樵蚁要费很大力气，才在叶片上切割出一条圆
弧，拿下一小片树叶，可是当它辛苦切割完毕之后，却有50％
的可能性会拉错地方，使得叶片掉到地上，而不得不重新开
始割另一片叶、有趣的是，它们从来不会去捡那些已经被咬
下来的叶片。因此很明显，樵蚁在这方面并不怎么精明。


保卫食物柜

　　在普林斯顿时，蚂蚁还发现了我的食物柜，找到我的果
酱、面包及其他食品。食品柜离开窗户有一段距离，于是经
常有这么一长串的蚂蚁雄兵，在房间地板上横行，向我的食
物进攻。这正好发生在我进行各种蚂蚁实验的期间，因此我
想：有没有什么方法阻止它们侵袭我的食品柜？当然，我不
是指用毒药之类的方法，因为我们对蚂蚁也必须要人道点！
　　最后，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我在离它们进入室内入
口处８英寸左右的地方，放了一些糖，但它们并不晓得这些
糖的存在。然后，再度使用我的搬运技术——每当有带着食
物的蚂蚁跑到我的运送器上时，我就把它带到糖那里去。向
食物柜前进的蚂蚁，如果爬到运送器上，我也把它捡起来送
到有糖的地方。
　　慢慢地，蚂蚁找到了一条从放糖地方走回蚁穴的路，路
上的痕迹愈来愈强；而原先通到食物柜的通路，就愈来愈少
蚂蚁在用了。我很清楚，再过半小时左右，旧路上的痕迹就
会全部干掉；再过一个小时，它们便不会再碰我的食物了。
好玩的是，我连地板都不必擦。事实上，我只不过把蚂蚁运
来运去而已！

jsy

第三部　从军记

我要报效国家

　　当二次大战已在欧洲爆发开来，美国仍未正式宣布参战
时，大家开始谈论要做好战争准备，当个爱国者。报纸上大
幅报导，许多生意人自愿到普勒斯堡（Plattsburg）及纽约
等地，接受军事训练。
　　我开始想，我也应该有些贡献才对。这时，我在麻省理
工学院兄弟会认识的一个朋友梅尔，已经加入陆军的信号队。
大学毕业之后，梅尔便带我去见信号队在纽约办公室的上校。
　　“上校，我想替国家做点事。我是技术思考型的人，也
许有些事可以帮上忙。”我说。
　　“很好，但你先要去普勒斯堡的军营接受基本训练，然
后我们才能用你。”上校说。
　　“难道没有其他更直接的方法，让我派上用场？”
　　“没有。军队就是这样规定的，按规矩办事吧。”
　　走到外面，我坐在公园里想这件事。我想了又想，觉得
也许应该依他们的方式加入军队。但幸好我再多想了那么一
下，最后决定：“管他呢！我要再等一下，也许出现什么转
机，让我能更有贡献。”


圆了从军梦

　　于是我跑去普林斯顿念研究院，到了春季时我再去纽
约，向贝尔实验室申请暑期工作。我很喜欢逛贝尔实验室。
发明半导体的萧克利带着我四处参观。我记得在一个房间
内，有人在玻璃窗上做了许多记号。窗外，可以看到工人
正在建造华盛顿大桥，而贝尔实验室的人一直在观看工程
的进展。当工程人员把桥的主缆索架上时，他们就在窗上
依缆索的形状描下曲线；而当桥梁陆续吊在缆索上、曲线
慢慢变成抛物线时，他们记录下各种细微的差异。这正是
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简直是崇拜这些家伙，希望有那么一
天，能跟他们一块儿工作。
　　实验室的人带我去一家海鲜餐馆吃午饭。当他们发现，
那天午餐可以吃到牡蛎时，都很高兴。住在海边的我，却
连看也不想看海鲜类食物；我连鱼都不敢吃了，更不用说
牡蛎。
　　但我又想：“我应该勇敢些，吃一个牡蛎看看。”
　　我吃了，那感觉真恐怖。但我又想：“那还不足以证
明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吃第一个牡蛎之前，你还不知道
感觉会有多恐怖，因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吃，还算容易
呢！”其他人不断谈论那些牡蛎的味道有多好，于是我再
吃了一只，而这次的感觉，又比上一次恐怖。
　　这大概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造访贝尔实验室吧？但这次
他们接纳了我的申请，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要找到
能跟其他科学家在一起的工作，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普林斯顿校园内突然风起云涌。来自陆军
的楚拉彻将军跑来对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聘请物
理学家！物理学家对我们军队太重要了！我们急需３名物
理学家！”要知道在那些日子，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物理学
家是些什么东西。例如，连爱因斯坦也被归为数学家，很
少听谁说需要聘请物理学家的。我想：“这是我报效国家
的机会了。”随即报名替军队工作。
　　我问贝尔实验室，能不能让我在暑假时先替军队工作，
他们说贝尔实验室也有很多跟战争相关的计划，我要的话
可以加入。不过，当时我在发“爱国热”，因此而丧失了
个大好机会。事实上，较为聪明的选择是留在贝尔实验室，
但在那些年代，人很容易爱国爱昏了头。


第一件差事：研究“恐龙”

　　我被派到费城的法兰克福军火营，去研究一只“恐龙”
——一部用来引导炮火发射的机械式计算机。当敌机飞过
时，炮手利用望远镜锁定它，而这部机械式计算机就靠它
的齿轮、凸轮等来预测飞机的航线。这部计算机设计得很
巧妙，建造也很精美。它运用的一项重要技巧，是“非圆
形齿轮”——也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圆形齿轮；但它们互
相咬合，运作良好。由于转动时，齿轮的半径会不停地改
变，因此这个齿轮的转动，就成为另一个齿轮的函数了。
不过，当时这种机械已经日渐没落了，不久，电子计算机
便堂皇登场。
　　至于军方呢，在说了这么多关于物理学家的好话后，
他们分派给我的第一份差使，却是按着设计图查看齿轮造
的对不对！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负责这部门的家伙逐
渐发现我会的远不只这些，在很多事情也可派上用场；因
此他花在跟我讨论问题上的时间，也愈来愈多。
　　法兰克福有个机械工程师，不停地设计新东西，却没
有一件成功。有一次，他设计了个箱子，里面满满都是齿
轮，其中有一个直径达８英寸，有６根轮辐伸出来——像
只八爪章鱼般的大齿轮。那家伙很兴奋：“老板，你看这
怎么样？这设计好不好？”
　　“很好！”我们的上司说，“现在你只要给每条轮辐
加一个‘过轴器’，让齿轮能转就好了！”原来这位仁兄
设计的轴正好卡在两根轮辐之间！
　　老板接着告诉我们，过轴器是真有其事的；原先我还
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他说那是德国人发明的玩意，用来防
止英国扫雷艇扫走他们布置在海底的水雷。这些水雷被缆
索固定，悬浮在海底某个深度；有了过轴器，德国水雷的
缆索就可以让英国扫雷艇的缆索通过，就像通过转门一样。
因此，给所有的轮辐安上过轴器是可能的。但其实我们老
板并没有真的要那位机械工程师这样做，而是要他重新设
计轴的位置。


别让中尉乱说话
　　每隔一段时间，陆军会派一位中尉来查看我们的情况。
老板说由于我们属民间单位，中尉的地位就比我们任何人
都高；因此，“什么也别告诉中尉，”他说，“一旦他认
为，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就会乱发号施令，把所有事
情都搞砸。”
　　那时，我也在设计一些东西，但当这位中尉跑来看时，
我装出一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让他以为我只不
过是依令行事。
　　“你在这里干什么，费曼先生？”
　　“哦，他们要我沿着各个角度画一组直线，然后按照
这个表，从中心点量出不同距离，再把它们……”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这是个凸轮吧。”事实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
都是我设计的，我却装出一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
样子。
　　中尉从任何人口中都套不出什么来，我们就继续逍遥
快活、相安无事地过下去，继续研究那具机械计算机，不
受任何干扰。
　　有一天中尉跑来，问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
负责观察和追踪飞机的人，跟炮手不在同一位置，那会怎
么样？”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们在设计这部东西时，想
的都是极坐标——就是说，标示位置时，都是用角度及距
离中心点有多远等。如果我们使用一般的Ｘ－Ｙ坐标，中
尉的问题便很好解决，计算机只须加加减减便好了。但是
用极坐标来处理的话，便简直是一团糟了！因此，我们拼
命防止这位中尉乱说话，要我们做这做那；可是到头来，
他却说了很有用的话，提醒我们在设计这部机器时忽略的
重点！后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解决这个问题。
　　夏天快结束时，他们分派给我一件真正的设计工作。
那时英国发明了用来追踪飞机位置的仪器，就是“雷达”
了。每１５秒，雷达会在画面上出现一点；我要设计的仪
器，就是能根据这些点而画出连续的曲线。这是我头一次
设计这种机器，多少有点胆怯。
　　我跑去请教一位同事：“你是机械工程师，我对机械
工程一窍不通，但我刚接下这份工作……”“这没什么啦，”
他说，“来，让我教你。设计这些机器时，你只要记住两
条规则便行了。首先，每个轴承的摩擦力是多少多少……
齿轮咬合的摩擦力又是多少多少。根据这些，你便可以计
算出需要多少力才能驱动它。第二，如果你知道齿轮比数，
比方说２比１，而你在想是否应该采用１０比５、２４比
１２或是４８比２４，那么你怎么决定呢？你可以翻开‘
波士顿齿轮目录’，选择列在表内中央部分、齿数不多也
不少的齿轮便可以了。齿数太多的齿轮很难制造，齿数太
少的又很容易断，中庸之道准没错。”
　　后来实际设计那部机器时，我觉得好玩极了——只要
挑选列在表内中央部分的齿轮，再利用他给我的两个数据，
我就可以当机械工程师了！
　　陆军方面并不希望我过完暑假就回去普林斯顿继续修
学位，他们不断跟我灌输爱国思想，又说如果我愿意留下
来的话，他们可以让我独力统筹计划，设计另一部称为“
指挥家”的机器。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比较简单，因为
在这个设计里，炮手同样坐在飞机里，跟敌机在同一高度
飞行。炮手将飞行高度以及估计跟敌机之间的距离输进“
指挥家”内，“指挥家”就自动将枪炮对准敌机，点燃引
线。
　　作为计划主持人，我必须经常去另一个军营查阅发射
资料；他们已有若干初步数据。而我注意到，在那些飞机
经常巡行的高空中，却很少有发射纪录。当我追问原因时，
才发现原来炮手使用的不是定时引线，而是火药条引线。
这种火药条引线在那种高度不能发挥作用——它们在稀薄
空气中，“嘶”的一声就熄掉了。
　　原先，我以为只要依据不同高度的空气阻力，加以校
正就行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任务是要设计一部让
炮弹在正确时刻——换句话说，当引线熄灭时——爆炸的
机器！
　　我觉得那太困难了，于是打道回普林斯顿。

jsy

第三部　从军记

猎犬能，我也能

　　在罗沙拉摩斯（Los Alamos）工作期间，一有空，我便
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去探望妻子； 当时她已住在医
院里。从罗沙拉摩斯开车到阿布奎基只要数小时。
　　有一次我去看她，但还不能立刻进她病房，我就到医院
的图书馆去看书。
　　我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讨论侦察猎犬的文章，提
到它们的嗅觉是多么敏锐。作者叙述了他们做过的实验，像
猎犬能够辨认曾经被人摸过的东西等等。我于是想：猎犬真
厉害，不知道我们人类的嗅觉有多灵敏呢？
　　等探病时间到了，我进去探望妻子，对她说：“让我们
来做个实验。那边的６个可乐瓶子（她留下半打可乐空瓶子，
等清洁工来拿走），你这两天都没去碰它们了，对不对？”
　　“没错。”
　　我把空瓶子提到她身边，完全没有碰到它们，然后说：
“好，现在我到外面去。等我出去之后，你拿个空瓶，握在
手里两分钟左右再放回去。我回来后，看看能不能认出是哪
一个。”
　　我走出去，她拿起一个瓶子，摸弄了好一会——这已算
很久了，因为我不是猎犬！根据那篇文章所说，猎犬甚至能
够辨认出你才刚碰过的东西。
　　我回去一看，这太明显了！我甚至闻也不用闻，因为它
的温度跟其他瓶子不一样，而它的味道闻起来也明显的不同。
如果你把脸凑过去，就会感觉到它的湿气比其他瓶子重，也
较暖。结果实在太明显了，使得这个实验失去了预期的功效。
　　然后我看到书架，说：“那些书你也很久没看了，对不
对？这次，等我出去之后，从上面拿一本书，打开它——你
只要打开一下便好——再把它合起来放回去。”
　　我出去之后，她就照我所说，拿一本书，打开、合起来、
放回去。我回来时发现，这一点也不困难！你只要闻一闻那
些书便可以了。这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我们平常很少谈类似
的事，但你只要将每本书放到鼻子上闻几下，就能够说得出
是哪一本了——它跟其他书有点不一样。书架上放了很久的
书有一种干干的、很单调的味道。但如果它被人手碰触过，
它就有一股湿气，味道也不同。


如猎犬般的嗅觉

　　我们再做了几个实验，我发现猎犬固然是很了不起，但
人类也不像他们自认的那样无能。事实上，这只不过人们的
鼻子离地面太高而已！
　　在家里，我注意到我的狗能嗅出我的脚印，知道我走过
的路，特别是当我光脚的时候。因此我也试着那样做：趴在
地毯上用鼻子嗅，看看能不能分得出我走过、跟没走过的地
方，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却发现一点也分不出来；因此在这
方面，狗确是比我强多了。
　　许多年后，那时我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有一次参加
巴查（Robert Bacher）教授家里的聚会， 学校里很多人也
在那里。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但我跟他们谈到闻空瓶子及
闻书本的事情。他们当然一个字也不相信，因为我老是被认
为是无中生有的专家。我只好当众表演一下。
　　我们从书架上拿下来八九本书，很小心地避免双手跟书
本直接碰触，然后我走出去。有３个人分别碰过３本书：他
们各自捡起其中一本书，打开、合上，再放回去。
　　之后我跑回来，闻遍所有人的手，也闻过了每本书——
记不得是先闻手还是先闻书了。我把３本书都找出来，而只
认错了一个人。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以为这是什么魔术，拼命推敲我是
如何把书和人认出来的。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类似的把戏：
你在人群中预先安插好同伙，按照他给你的暗号，便可以得
知答案。因此他们拼命在猜谁是我的同谋者。
　　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扑克牌魔术。你可以
给观众一副扑克牌，自己走到隔壁房间，让他从中抽出一张
再放回去，然后你说：“我会把那张扑克牌找出来，因为我
是头猎犬，我只要用鼻子嗅一嗅这些扑克牌，就可以告诉你，
刚才你抽的是哪一张了。”当然，听了这套咒语似的声明，
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实际上你正是要那样做！
　　人手的气味差异很大，那是为什么狗能辨认出不同的人；
你真的应该自己试试！所有的手都有种潮湿的气味，吸烟的
和不吸烟的手所散发的气味差异最大；女士的手又往往有化
妆品的味道。甚至，如果某人的口袋里有些硬币，而他又曾
经捏着那些硬币把玩，你也可以从他的手上闻得出来！

jsy

第三部　从军记

原子弹外传（1）

　　常常，当我说“大人物不知道罗沙拉摩斯的另一面”
时，我是实话实说。虽然在我的本行来说，今天我算是小
有名气；但在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事实上，刚加入
曼哈顿计划时，我甚至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呢。
　　那时候，我还在普林斯顿念书。有一天，我在房间里
工作，威尔逊（Bob Wilson）跑进来，说他拿到一笔经费，
要进行一项秘密研究，他又说，本来他是不应该跟任何人
透露此事，但他还是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听到
他要进行的计划，必定会同意加入。接着他告诉我，他要
研究的是，如何将铀的同位素分离出来，最终目的是制造
一颗炸弹。那时候，他已经有一套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
但这和后来正式采用的方法不同），想要进一步发展。然
后他说：“有一个会议……”我说我不想参加。
　　他说：“好，好，会议在3点钟举行，我在那里等你。”
　　我说：“你把这机密告诉我没问题，我不会告诉别人，
但是我不要参加你的工作。”
　　我回头继续研究我的论文——大概做了３分钟，然后
我就开始来回踱方步，想这件事：德国有个希特勒，而他
们极有可能正在发展原子弹。如果他们赶在我们之前研制
成功，那真是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情。最后，我决定３点钟
时还是去参加会议。
　　到了４点钟，我已经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在他们替我
安排的办公桌前进行计算，研究这个或那个方法会不会由
于离子的电流不够而行不通。细节不用谈了，总之我坐在
桌前拼命计算，好让那些建造仪器的人能当场做实验，进
行测试。
　　当时的情形很像电影，还有套机器“波、波、波”地
变大一般。每次我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又不一样了，那
时，大伙都搁下手边的研究工作，全心投入原子弹的制作。
战争期间，除了在罗沙拉摩斯之外，其他地方的科学研究
全都停顿下来了；可是那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大
部分只能算是工程建设罢了。
　　从各个研究小组运来的仪器全都组装在一起，成为一
部崭新仪器——用以分离铀同位素的装置。我也把手头上
的工作搁置下来；虽然不久之后，我请了６星期的假，刚
好在往罗沙拉摩斯之前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实际上，我
在罗沙拉摩斯的地位，也不全然像我刚刚说的那般低。
　　刚加入这个计划时，有不少好玩的经历，其中之一是
跟大人物接触。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当时有一个评估委员会从旁指导，最终目的在协助我们挑
选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委员会中有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托尔曼（Richard Tolman）、史迈斯（H. D.
Smyth）、尤里（Harold Urey）、拉比（I．I．Rabi）和
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这等人物。由于我
很清楚分离同位素的相关理论，因此他们开会时我也经常
列席，偶尔他们会问我问题，一起讨论。一般的讨论方式，
是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以后，另一人——比方说康普顿——
提出另一种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听来也很合理。然后
又有人说：“唔，也许吧，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这些
可能性纳入考虑才对。”
　　因此在会议桌上往往各有各的意见，互相分歧。最使
我惊讶和纳闷的，是康普顿不会回过头去强调他刚刚提出
的观点。最后，会议的主席托尔曼会说：“好，我们都听
到了这许多意见，我想还是康普顿提出来的方法最好，让
我们照着进行吧。”
　　这种场面太令我震惊了：这群人——提出一大堆想法，
各自考虑不同的层面，却同时记得其他人说过些什么，到
了最后，又能就哪个想法最佳，作出决定，并综合全体意
见，不必什么都重复三遍！这些人实在很了不起。
　　最后的决定，却是不采用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来分离铀
同位素。我们获得通知暂停一切，因为他们要在新墨西哥
州的罗沙拉摩斯，实际展开原子弹的建造。我们全都要到
那里参与工作，那里将会有许多实验或理论研究。我分到
理论的部分，其他的人则被编派到实验部分。


奉命到芝加哥

　　问题是，现在该做什么呢？当时，罗沙拉摩斯还没有
准备好让我们过去。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空档，威尔逊想出
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派我去芝加哥，搜集一切有关原
子弹原理或问题的资料。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
里，可以开始装配某些设备或各种计量仪器，一到罗沙拉
摩斯便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因此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我在芝加哥的任务，是跑到各个研究小组那里，跟他
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让他们告诉我正在研究的题目，直
到我充分了解相关的细节，能够独立研究下去为止，弄清
楚一个题目之后，我便可以跑到另一个小组重新学习，那
样我便会明白所有的细节。
　　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有点内疚；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
力气为我说明问题，我却在明白以后转身而去，没帮上什
么忙。不过我的运气往往很好，当他们向我解释碰到的困
难时，我会冲口说出：“为什么不试试积分符号内取微分
的方法？”在半小时后，他们忙了３个月的问题居然就这
样解决了。因此，靠着我那与众不同的数学工具，我也作
出小小的贡献。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我向大家报告：实验
中释放出多少能量，原子弹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随后，跟我搭档研究的奥伦跑来跟我说：“如果以后
他们拍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电影时，里面会有个小子从芝加
哥回来，向普林斯顿的人报告原子弹的事情。但他肯定是
西装革履、拿着公事包，神气十足。看看你这副模样，衣
服袖口脏兮兮的、随随便便的，就在谈论这件惊天动地的
大事情！”


移师罗沙拉摩斯

　　罗沙拉摩斯的进度仍然落后，威尔逊干脆跑去那边，
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抵达之后，他发现建筑公司很费
力地把戏院以及其他几个他们懂得如何盖的建筑先盖好，
可是一直没有接到指示要怎么盖实验室，像需要多少煤气
管、多少水管等等。威尔逊当机立断，决定应该怎样盖，
好让他们立刻开始施工。
　　他回来时，我们早已万事俱备，随时可以动身，而且
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大家会商之后，决定不管罗沙
拉摩斯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过去再说。
　　顺便提一下，我们都是由奥本海默等人网罗来参加这
项工作的，而奥本海默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又很关心大家
的个别问题。他很关心我那患了肺病的太太，担心罗沙拉
摩斯附近有没有医院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作私人接触；
他确实是个很难得的好人。
　　我们奉命事事都要格外谨慎，比方说，不要在普林斯
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小车站，如果每个人都在
这里买车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
注意，大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了。因此大伙都跑
到别的地方买车票，除了我；因为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别
的地方买车票，那么我就……
　　我跑到火车站，说：“一张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
车票。”售票员说：“噢，那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啰！”
原来我们将一箱箱的仪器从普林斯顿托运到阿布奎基，已
经连续好几个星期了，还希望不要惹人注意呢！因此误打
误撞的，我的出现反而替这些仪器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抵达时，发现很多建筑、宿舍等都还未完工，事
实上甚至连实验室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我们提早前来，把
他们逼惨了，他们只好疯狂地把附近的牧场房屋全租下来
给我们住。起初我们就住在一间牧场房屋里，早上开车到
营区里。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对于我
这个很少出远门的东部人来说，景色之美实在令人心旷神
怡。那里有你也许在照片中看过的雄伟峭壁。从低处一路
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个高耸台地时，会发现景象十分惊
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说也许以前有印
第安人在这里居住过，于是那个驾车的朋友就把车子停下
来，带我绕过一个拐角，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刚抵达营地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以后将会用围墙围起
来的工作区，此外还会有一个小镇，在这些区域外又会有
一道更大的围墙，把整个小镇团团围住。不过那时，这些
全都在施工当中，而我的数学家朋友奥伦——他也是我的
助理——站在闸门口，手里拿着记事板，登记进出营区的
卡车，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跑进实验室里，碰到的都是平日听说过、但从未见过
面的人，许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评论》（PhysicaI　Review）
里读他们发表的论文时才看过。“这是威廉斯，”他们会
这样介绍。然后又有个人从一张满是蓝图的桌子后面站起
来，卷起衣袖，面对窗外大吼，指挥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
应该开往哪里。换句话说，在房子盖好、仪器装置好之前，
这些物理学家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干脆自己动手——
或至少帮忙盖这些建筑。
　　至于理论物理学家呢，却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因此后
来决定他们不须住在牧场里，全都可以搬到营区内；之后，
我们便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当时连黑板也缺，只有一块装
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薛巴（Robert　Serber）就用
这块活动黑板为我们说明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所有想到过的
原子弹及核子物理理论。我对这些所知不多，因为我一直
都在研究别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拼命恶补。


“不，你错了”

　　每天我都在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真是个非常
紧张的时刻。但我的运气也不错，除了贝特（Hans Bethe）
之外，所有的科学巨擘刚巧都不在镇上。而贝特最需要的，
却是谈话对象，因为他要找个人来唱唱反调，看看他的想
法是否经得起考验。
　　这一天，他跑到办公室来，找上我这个小人物说明他
的想法，而且争论起来。我说：“不，不，你疯了。应该
是这样这样才对。”他便说：“等一下，”然后解释为什
么不是他疯，我才疯了。我们就这样吵闹下去。要知道，
每当我听到物理的一切时，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连交谈
对象是谁都完全忘记，因此我会口不择言地说：“不，不，
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的傻话。但没料到这刚好
是他所期待的态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级，成为贝特手下的
小组长，负责督导四名研究人员。
　　前面提到，当我刚抵达罗沙拉摩斯时，宿舍还未完工，
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得住在营区。起初，他们安排我们
住在一座旧男童校舍内。我们全挤在那里睡双层床，安排
得很不好——因为另一名物理学家克利斯蒂（Robert
Christ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时，必须先穿过我们的
寝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办事处，他们跟
我说，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你猜我动了什么脑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后挑了一间和她们正对面的
房间。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树，
视线全被挡住了！
　　他们告诉我，每个房间暂时住两个人，两个房间共用
一个浴室。寝室内设的都是双层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个
人住在同一房间内。
　　搬进宿舍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决定独占那间寝
室。当时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几箱衣
物在我那里。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层床的被子
掀开，将小睡衣不经意地丢在上面，又拿出一双拖鞋，在
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让房间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住
似的。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按规定这是个男生宿舍；但
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时，发现我的睡衣整整齐齐地折好，
放在下铺的枕头下面，拖鞋则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
叠得好好的，放在上铺枕头之下。浴室里的香粉也已清理
干净，上层床铺没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铺弄乱，女用睡衣随
便丢在上面，浴室里撒些粉等等。一连４个晚上之后，大
家都搬进来住定了，他们大概也不会安插一个人来跟我同
住，危机于是解除了。在那几个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
收拾好，但事实上这是个男生宿舍。
　　那时我想也没想过，这件小小欺诈事件会把我卷进一
场“政治纠纷”之中。很自然的，营区中出现各种派别：
主妇派、机械技工派、技术人员派等。好了，宿舍里的单
身汉和单身女郎觉得他们也应该另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
为新近颁布的规定：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这实在是绝
顶荒谬，毕竟我们全都是大人了，这是什么废话嘛！我们
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家针对此事进行辩论，然后我被推
举为出席镇议会的宿舍代表。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我跟贝特聊天。那段期间，他
一直都在管理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告诉他，我利用太太
的睡衣和拖鞋的诈术，他大笑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被选
进镇议会的！”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宿舍的女清
洁工打开房门，突然发现出了麻烦：有人在男生宿舍里过
夜！她向女工领班报告，领班向中尉报告，中尉向少校报
告；经过好几个将军，最后一路报告到管理委员会。
　　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要从长计议，就这样而已！
可是在此期间，他们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
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领班、领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就
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打扫干净，静观其变。”到了第
二天，他们接到报告说，情况没变。一连４天，这些高层
人物全都忧心如焚，不晓得该怎么办，最后他们颁布禁令：
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内！没想到这道禁令在基层引起轩
然大波，最后还要推举代表……


保密防谍？

　　接下来我想谈谈罗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谍”。那时候
他们实施了一项绝对是违法的作法，就是检查我们的往来
信件——而他们实在没有干涉通信的权利。因此他们采用
巧妙的方式，美其名为“自愿制度”：我们全都“自愿”
同意寄信时不封口，也同意他们可以随意拆开寄给我们的
信。等他们觉得信件没问题，才替我们把信件封起来寄出。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便会把信退回来给我们，附张小便
条，说明哪一段违反了我们“协议”内的某条某款。
　　就这样，他们很巧妙地在我们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
学家间，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制度。不过，我们可
以批评当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不满，我们也
可以写信给自己州的参议员，表达不满。他们答应这样做
如有不妥，会通知我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谍第一天：铃……铃！电话
铃响！
　　我问：“什么事？”
　　“请你来一趟。”我跑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父亲写来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么？”
　　那是一张有横线的纸，线条上下有很多小点——四点
在线下、一点在上、两点在下、一点在线的上方，点下又
有点……
　　“这些是什么？”
　　我说：“这是密码。”
　　他们说：“是呀，这是密码，但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不晓得。”
　　他们问：“解码呢？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我回答：“哈，我不晓得。”
　　他们问：“这又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太太的来信，上面写着ＴＪＸＹＷＺ
ＴＷＩＸ３。”
　　　“那又是什么？”
　　我说：“另一组密码。”
　　“解码在哪里？”
　　“我不晓得。”
　　　他们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说不晓得解码？”
　　我说：“答对了。我们在玩游戏，我跟他们挑战，可以
破解任何密码，明白了没？因此他们拼命编些密码寄来，但
不告诉我解码是什么。”


信被剪了一个洞

　　检查制度中有一条是：他们不能更动来往的信件，因
此他们说：“好，请你告诉他们，把解码跟信一起寄来。”
我说：“但我不想看到解码。”
　　他们说：“那么，到时我们把解码拿掉好了。”
　　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
来的信，信上说，“下笔很困难，因为我总觉……在监视我。”
当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块痕迹。
　　我跑到检查局去，说：“就算你们不喜欢信的内容，也
不应去动它。信你们可以看，但不可以涂改。”
　　他们说：“别傻了。你以为检查员会用修正液？他们会
干脆把字句剪掉。”
　　我说“好吧”，写信给妻子时我问：“信里有用修正液
吗？”她回信说：“我没用过修正液，一定是（）……”纸
上被剪了一个洞。
　　我去找负责这些事情的少校投诉。当然这蛮费时间，但
我觉得有义务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少校跟我解释，这些人
都是职业检查员，受的训练都是那一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
新办法的执行方针。
　　然后，他说：“怎么啦，你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我说：“是。你是很有诚意，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权力。”
事实上，他负责这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你等着瞧！”他拿起电话筒，一切问题迎刃而
解了，他们再没剪我的信。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
封信，上面附了一张检查员的便条，说：“这封信内有些没
有解码的密件，我们把这部分拿掉。”
　　当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时，她说：“咦，我要的东
西呢？”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氧化铅、甘油、热狗、干净衣服。”
　　我说：“慢着——那是张清单？”
　　她说：“是呀。”
　　“那就是密码了，”我说，“他们以为那是密码！”（
她要氧化铅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调黏合剂来修她的玛瑙首饰
盒。）
　　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才把问题摆
平。有一天我在玩计算机，无意之中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事。
如果用１除以２４３，你会得到０．００４１１５２２６３
３７……这很妙，再算下去，到５５９之后，不规则了，但
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环。我觉得那很好玩。
　　于是我把这些数字写在信里寄出，它被退回来，上面附
了一个便条：参看第１７条款Ｂ部。１７条款Ｂ部说：“所
有信件必须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
德文……写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须先取得书面许可。”然后
是“不准使用密码”。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张纸条给检查员，说我不觉得这
是什么密码，因为如果你用１除以２４３，你真的会得到那
些数字，这些数字别无意义……它们就等于１／２４３——
那并不算什么情报，因此我要求在信内使用阿拉伯数字。最
后这封信顺利过关。


和检查员捉迷藏

　　信件的往来总是免不了麻烦。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
检查信件让她感觉不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监视着她。但按
照规例，我们不能提及“检查信件”这回事。问题是，我们
不能提，但他们怎样告诉她不要提呢？他们只好不断给我送
便条：“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检查了。”当然她提到！最后他
们给我一个便条说：“请告诉你妻子，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
检查的事。”于是我在给她的信内，开头便说：“我接到指
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这封信也
被退回来了！于是我写：“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
提及信件检查的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而且为什么我要通
知她不要提到检查信件的事？难道你们有什么隐瞒着我吗？”
　　这真是滑稽极了！检查员必须告诉我：告诉我妻子不要
告诉我，她不能……不过他们也早有解答了。他们说，没错，
他们正是担心信件从阿布奎基寄来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
发现了信件检查的事；因此她得帮个忙，表现得正常点。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
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
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
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
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
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
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
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
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
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
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
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
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
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
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
不必使用那一招。

jsy

第三部　从军记

原子弹外传（2）

玩笑中指出问题

　　与检查员打过不少交道后，我很清楚什么信件能通过，
什么过不了关——再没人比我了解他们了，我还因此跟别
人打赌，而赢了点钱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住在营区外围的工人，早上上班
时懒得兜个大圈从围墙的大门口进来，便取巧地把围墙的
铁丝网剪开，从那里出入。于是我从大门走出去，从那个
缺口回到营区，再从大门走出去，从缺口走回来；直到守
在大门的宪兵开始注意到我，并且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家伙
只走出去，却不见他从大门走进来？当然，他的直觉反应
是报告队长，把我送进监房。我告诉他，围墙上有个洞。
　　你瞧，事实上我经常在帮别人改正错误。回到打赌的
事情上，我跟别人打赌可以把围墙上有破洞这件事，写在
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赢了。我的写法是，“你应该来
看看他们管理这地方的样子（这我们可以说），离开某某
地方７１英尺的地方有个大洞，洞口有这么这么大，人也
可以走过去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对我说那
里没有洞。那里有洞是他们倒楣，他们应该做的，是把它
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顺利通过检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谈到我的小组中一个叫凯莫尼（John
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军方的笨蛋在半夜里叫起来审
问，只因为他们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共产党或什么其他小
事。凯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围墙上的“洞口事件”一样，
我总喜欢用间接的方式指出其中问题。其中之一是，一开
始我们就有很多机密信息。我们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关
于炸弹的及铀的都有；所有资料全放在一些木头档案柜内，
柜子只用一般的小挂锁锁上，顶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条横闩，
最后还是只用一个小锁锁上。如此连锁也不必打开，就可
以把文件拿出来了！你只要把档案柜往后斜放，最下面的
抽屉有一根小铁棒，棒上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
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洞，一伸手就
可以从木柜下面把文件抽出来。
　　我经常偷偷把锁拨开，也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容易的事。
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站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
机密，放在这么差劲的柜子里，也需要更好的锁。有一天，
泰勒（Edward Teller）在会议中回答我说： “我没有把
最重要的机密文件放在档案柜里，我都把它们放在办公桌
的抽屉里。那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
样子。”
　　他坐在会场的前排，我则坐在较后方。于是当会议继
续进行时，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屉。一看，我就
知道连抽屉的锁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屉背后，
就可以把抽屉里的文件，像抽卫生纸一样全都拿出来。我
拿出来一张、又拿一张，一直把整个抽屉都掏光。我把文
件全堆在旁边，然后跑回会场去。
　　会议刚好要结束，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我挤进人堆
里，追上泰勒，问他：“唉，对了，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抽
屉吧。”
　　“好啊。”他说，带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说：“这看来很保险嘛。让我们看看
你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我很乐意让你看，”他说，一边用钥匙把抽屉打开。
“如果，”他说，“你还没有偷看过的话。”想捉弄像泰
勒那么聪明的人的麻烦是，从他发现有异状，到他弄清楚
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之短，让你还来不及得意一下！


不像炸弹的炸弹

　　我在罗沙拉摩斯碰过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问题。其
中一个是跟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 实验室的安全
问题有关。罗沙拉摩斯是负责制造及装置原子弹的地方，
但橡树岭则负责将铀238及铀235（会爆炸的那种）分离开
来。那时他们才刚开始从实验中提取出一点点的铀235，同
时加紧摸索和练习相关的化学程序。将来他们会建一座大
工厂储存铀；此外，他们也会将已提炼过的铀拿来再提炼，
供进一步加工。因此他们一方面练习，一方面从实验中取
得微量的铀235，学习分析方法，以断定样品中铀235的含
量。而虽然我们已经把步骤说明送去，他们仍没法把握住
要领。
　　最后沙格瑞（Emil Segre）说，唯一办法是让他跑去
橡树岭看看实际状况。军方人员说：“不行，我们的政策
是罗沙拉摩斯的资料，必须留在罗沙拉摩斯。”
　　橡树岭的人根本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们
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那里的高层人士当然
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有
多大，或者是它的实际运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
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军方人员也很想维持现状，因此两地
之间根本没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坚持说，橡树岭的
人老是没把分析做对，再这样下去整个计划都会泡汤。终
于他获准跑去橡树岭，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在那里，
他看见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桶绿色的水走来走去，
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问：“呃，这些溶液经过再提炼之后，你们也是这
样推来推去吗？”
　　他们说：“当然是这样搬，为什么不可以？”
　　“它不会爆炸吗？”
　　“嗯？爆炸？”
　　于是军方人员说：“你看！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信息泄
露出去！现在他们全都不高兴了！”
　　实际的情形是，军方的确了解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
材料——20公斤左右；不过他们觉得，在厂房内不可能出
现这么多经过提炼的铀原料，因此绝不会有危险。然而他
们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运行速度较慢，但“效力”更
加强大。在水里，只要１／１０——不，１％的原料，就
足以引起反应，造成辐射，危害周围的人。这绝对是很危
险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相关的安全问题。
　　奥本海默迅速以电报给沙格瑞下令：“检查全厂。按
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处。同时我们会计算
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险。”
　　两组人立刻展开计算。克利斯蒂那一组计算水溶液，
我的小组则计算材料制成粉末及装箱后的情形。按照原来
的计划，克利斯蒂会跑到橡树岭告诉他们情形如何。现在
情势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派人过去了。我把计算所得的
数据全交给克利斯蒂，轻松愉快地跟他说：“数据都齐全
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却突然得了肺炎。结果变成我去。


五分钟的大决定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另一件新鲜事，是他们把机密藏
在一个小东西里绑在我背上！那时候的飞机有点像公车，
只不过这站跟下一站离得比较远而已，偶尔飞机会“停站”
等候。
　　在等飞机时，有个家伙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条链子
晃来晃去，一边唠唠叨叨：“这些日子，没有优先权的人
大概都拿不到机位。”我忍不住了，说：“我不知道，我
是有优先权的人。”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有些将军要来坐飞机，我们
大概会被放到第三顺位了。”
　“没关系，”我说，“我是第二顺位。”
　　我经常想，那家伙后来大概写信给他的众议员——如
果他本身不是众议员的话——说：“战争期间，他们干嘛
给这个小孩第二顺位？”
　　总之，我安全抵达橡树岭。到达的第一件事，我要他
们带我去厂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拼命地看。我发
现情况比沙格瑞所报告的还要严重，因为尽管他注意到某
个房间内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没注意到在隔壁房内——即
同一面墙的另一边——也堆了很多箱子，但这样一来，箱
子还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个量时，便会发生危险。
　　我仔细检查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好，
但当我全神贯注工作时，我的短暂记忆倒是很好，因此我
记下来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例如编号 90——207的建
筑等。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检讨整件事情，弄清楚哪里是
危险地带，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事实上那并不困难，
只要在水溶液中加进镉，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
面，他们也可按照某些规定，让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
不会有危险。第二天，我们将举行一个庞大会议，讨论相
关事项。
　　在我离开罗沙拉摩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在橡
树岭那边，韦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术问题的
人。举行会议之前，你必须确定这些人全部列席，这样当
你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安全时，橡树岭的人才不会搞错。”
　　我说：“假如他们没有列席呢？我能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就说：‘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
的安全问题，除非……！’”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
边说除非……？”
　　他说：“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样做。”我长得真
快呢！
　　到达会场时，没错，工厂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
术人员都在场了，甚至许多将军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
人也来了。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没人关心这些问题，
厂房到最后会爆炸的。
　　负责照顾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诉我，上校说
我不应该告诉大家，中子如何运作等细节——因为他们要
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们如
何确保安全，便够了。
　　我说：“我认为，除非他们明白一切如何运作，否则
单要他们服从一堆规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唯一
可行的作法，是告诉他们细节。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
岭的安全问题，除非他们充分了解一切如何运作！”
　　这句话有效极了。中尉把我带去见上校，重复了我的
话。上校说：“给我５分钟。”然后走到窗口，站在那里
沉思。那是他们最在行的事情了——做决定。我觉得，像
原子弹如何运作的资料，应不应该在橡树岭内流传之类的
大事，居然要在５分钟内、而且也能够在５分钟内做出决
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些军方人士佩服万分，因
为不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无法做任何重大决定。５分钟
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讲吧。”
　　会议开始，我告诉他们一切关于中子的详情，这里有
太多中子了，你们必须把东西分隔开，镉可以吸收中子，
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这些在罗沙拉摩斯全
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些人从未听过；因此在他们心目
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结果是，他们立刻成立各种小组，进行计算和练习怎
么做。他们重新设计厂房内部，把原来设计厂房的建筑师、
相关的营造商、工程师以及化学工程师全都找来，一起设
计新厂房，把材料分隔开来。


你完全正确，先生

　　他们要我数月后再跑一趟。因此当工程师完成厂房设
计后，我再到橡树岭——这次是看看重新设计好的厂房。
可是，工厂还没盖呢，我要怎么个看法？我不知道。在橡
树岭，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他们的人陪伴在旁。这
次，森瓦特中尉带我去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工程师
以及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上面铺满了设计好的厂房蓝图。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
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
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
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
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
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
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
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
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
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
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
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
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
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
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
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
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
我指着第３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
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
“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
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
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
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
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
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
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
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
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
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