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

jsy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美国佬在巴西（2）·透过火腿族联系

　　在巴西的10个月里，我开始对轻原子核的能阶问题产
生兴趣。我就在旅馆的房间内推演出整套理论，但我想跟
实验数据作个比较。那时候，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
工学院凯洛格实验室（Kellogg Laboratory）的专家正进
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时——时间全安排好了——透
过业余无线电网跟他们联系。我找到一个巴西的“火腿族”，
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会跟帕沙迪纳的另一个火腿
族联络上，而由于整个事情是有点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
了个暗号，说：“现在我把你交给WKWX，他就坐在我身旁，
准备跟你说话。”
　　然后我说：“我是WKWX。能不能告诉我上星期问过你
的数据？也就是说，硼核的什么什么能阶之间的距离有多
大？”取得实验数据之后，我就修正理论中的某些常数，
检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确。
　　后来那个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绍了另一个火腿族
给我认识。这是个盲人，但他有自己的电台。他们两个都
很好，透过业余无线电网来跟加州理工学院联系这个方法
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还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
合理。后来，其他人推演并证实我的理论。但我自己却觉
得，理论中有太多参数需要调整——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
需要太多的“按现象调整常数”了，使我不太确定这些理
论是否有用。我希望获得的是对原子核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但始终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义的理论，以后就再也没有任
何相关的研究了。


举一却不知反三

　　关于巴西的教育方面，我碰到过一些很有趣的经验。
我教的一班，都是预备以后以教书为职业的学生。事实上，
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受过高深科学训练的人大概也找不到
其他工作。这批学生已经修过很多物理课，我教的是他们
在电磁学方面学过的最高级课程：“麦克斯韦尔方程式”
（Maxwell's equations）。
　　里约大学的建筑分散在城中各地：我的课就被安排在
一幢滨临海湾的大楼中。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我问一个问题，学生
马上就答得出来。但下一次我问同样的问题——至少在我
看来是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来了！
例如有一次，我谈到偏振光，拿了些偏光镜给他们。
　　偏光镜的特性，在于它只让电矢量（electric vector）
在某一方向的光通过。我向学生说明，根据偏光镜的光暗
度，就可得出光的偏振方向。
　　我们一手拿着一片偏光镜，一前一后地放在眼前，然
后转动其中一片。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能够通过两片偏光镜
的光一定具备同样的偏振方向——换另一种说法，我们看
到的，是第一片及第二片偏光镜皆容许通过的光。但接下
来我问他们，如果只有一片偏光镜时，我们怎样分辨出偏
振方向呢？他们茫然一片。
　　我也晓得这问题不易回答，脑筋要很灵活才行，于是
我给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面海湾反射的光。”仍然
没有人说半句话。
　　我再说：“有没有听过布儒斯特角（Brewster Angle）？”
　　“有！布儒斯特角就是当光从一种具备某个折射率的
介质反射出来，而正好完全偏振化的角度。”
　　“当光这样被反射出来时，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这光的偏振方向是跟反射平面成直角。”我自己还
要想一想呢，但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甚至还知道那
个角度的正切值等于折射率！
　　我说：“然后呢？”
　　还是没有回答。他们才刚刚告诉过我说，从具备某个
折射率的介质——就像外面海湾的水——反射出来的光是
偏振光；他们甚至还告诉了我光的偏振方向呢！
　　我说：“看看海湾，透过偏光镜来看。好，现在转动
偏光镜。”
　　“噢，这是偏振光！”他们大叫起来。
　　研究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学生把什么都
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么。当他们听到“
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的光”，他们完全不晓
得这就是指“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晓得“光的方向”
就是当你看着一些东西时的方向，诸如此类。因此当我问
“什么是布儒斯特角”时，我就好像在向一台电脑问问题，
而刚好敲对了关键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说“看看海水”，
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没有“看看
海水”这一条呢！


学生个个“讲光抄”

　　后来我到工学院里看他们上课。上课的形式大概是这
样的：“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
……同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
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学生全部坐在那里，把每个字记下
来。而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
错。接下来他们又默写下一句话，一直这样下去。我是唯
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说些什么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备相同
“惯性矩”的物体，而这并不好懂。
　　我实在搞不懂他们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这位教授在
谈惯性矩，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
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
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完全没有类似的讨论！
　　下课后，我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
下来你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他说：“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
他看着笔记本说：“‘在什么情形之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
答案是，‘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
速度。’”因此你瞧，他们有办法考过试，“学”会了所
有的东西，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
　　我又跑去参观工学院招生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的
是口试形式，我获准列席旁听。有一个学生表现实在出色：
他有问必答！主考官问他逆磁性是什么，他回答得完美无
暇。接下来他们问：“当光以某个角度穿过一块有厚度的
物体，折射率为Ｎ时，这光会怎么样？”
　　“它会从另一边出来，跟入射光平行——出现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计算出来。”立刻把它算出来
了。他表现得很棒，但到了这时候，我对什么都开始怀疑
了。
　　口试完毕，我走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那里，自我介绍
说我来自美国，现在想问他一些问题，而这不会影响到他
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个逆磁物
质的例子吗？”
　　“举不出来。”
　　我再问：“如果这本书是用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
子上的东西。那么当我把书倾斜的话，我看到的影像会怎
么样？”
　　“它会被反射，便射角度是书本转动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确定你没有把我的问题跟平面镜搞混了？”
　　“没有搞混。”
　　刚刚在考试时，他才告诉过我们说，光会出现位移，
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实上，影像会移到旁边，但不会转
个角度。他甚至还计算出影像会平移多远呢！但他没意识
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他的计算更可以直接
应用在我的问题上。


不能问问题

　　我在工学院还教过一门数学物理课，有一次我想说明
如何应用“试误法”来解题目。这是一般学生很少学习的
技巧，因此我首先举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示范怎样用这
方法。然而令我震惊的是，在大约80个学生之中， 只有8
个人交出第一次的指定作业。因此我在教室里特别强调，
他们必须动手尝试，而不只是坐在那里看我计算。
　　下课之后，学生派了一个小代表团来见我，并且说我
不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用做那些习题也可
以学习，他们早已学过算术，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程度之下。
　　于是我继续讲课，而无论后来教得多深或多复杂，他
们什么作业也不做！我当然晓得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不
会做！
　　我无法推动他们做到的另一件事，是问问题。终于，
一个学生告诉我其中的原因：“如果我在课堂上问你问题，
之后大家都会跑来说：‘你为什么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
的目的是学东西。但你却打断他，问他问题。”
　　这是一种打压别人的坏风气。事实上大家全都不懂，
但他们表现出一副很懂的样子，以把别人比下去。他们全
在假装明白课程内容，如果有学生偶然承认有些事情不够
清楚，问问题，其他人便立刻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表现
出一切都很清楚明白，并告诉他：“你在浪费其他人的时
间。”
　　我跟他们说，大家一起做功课、讨论问题都是多么有
用的方法；但他们也不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开口问
别人是很丢脸的事——真是可怜可悲！他们努力学习了不
少，人也很聪明，但他们让自己陷入这种可笑的心理状态。
这真是种奇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教育”！


一点成效都没有

　　学年终了时，学生请我做一次演讲，谈谈我在巴西的
教学经验。他们说，听众将不只是学生，很多教授、政府
官员都会跑来听讲，于是我先要求他们答应我畅所欲言。
他们说：“没问题，这是个自由国家。”
　　到了那天，我带着大学一年级用的物理教科书走上讲
台。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十分之好，因为书里用了各种不同
字体——重要的东西都用粗黑的字，这些是要牢牢记住的；
较为不重要的用浅一点、细一点的字等等。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是要批评这本书吧？写这本书
的人也在场呢，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本很好的教科书。”
　　“你们答应过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演讲厅里全坐满了。首先我把科学定义为“对大自然
现象的理解”，然后我问：“教学生科学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如果不注重科学，这个国家就还不够文明……。”
他们全坐在那里点头赞同，我很清楚这正是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话锋一转：“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
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追上另一个国家不可？我们应该是为
了一个好理由、充分的理由才教授科学，而不是只因为其
他国家也研究科学。”我谈到科学的应用、科学对于改进
人类生活的贡献——我着实挖苦了他们一顿。
　　然后我说：“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向各位证明，
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们明显地激动起来了，全都在想：“什么？没有在
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
　　我告诉他们，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
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
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
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
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
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
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
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
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
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然后学者又
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
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
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
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
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
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
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对学
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
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
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很够震撼是不是？）


费曼挑战教科书

　　我把他们的大一物理教科书举起来，“在这本书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除了一个地方。那里谈的
是球体从斜面上滚下来，书中说球体一秒钟移动多远，二
秒、三秒钟又如何等等。但这些数字其实有‘误差’，因
为，如果你看这个图，你会以为自己看的是实验结果，因
为那些数字确实是比理论值大一点或少一点。课本甚至还
讨论怎样修正实验误差——这倒是很好。问题在于，如果
你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没错，你可以得出正
确答案。可是假如你真的动手做这个实验的话，由于球体
本身的惯性作用，除了滚动之外它还会转动，因此你会得
到计算答案的5／7，因为有部分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了。
所以，书中唯一的实验‘结果’，也一定是来自一个假实
验。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弄一个球让它滚下来，而他们永远
也不会写出那些数据来！”
　　“我还发现其他事情，”我继续说：“随便把书翻开，
手指到哪一行便读那一行，我都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我意指
为何——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地背
诵而已，整本书都是如此。事实上，甚至我现在就敢在各
位面前，当场随便翻到书中任何一页，读给大家听，证明
我的说法。”
　　我念道：“摩擦发光（Triboluminescence）： 当晶
体被撞击时所发的光……”
　　我说：“在这样的句子里，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
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一点都没提
到大自然——没有提到撞击什么晶体时会发光，为什么会
发光。各位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做个实验？我想，
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里拿把钳子打在一块糖
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有人
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
回家试着这样做，那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最后我说，实在看不出在这种一再重复下去的体制中，
谁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如何
考试，大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说：“我一定是搞
错了。在我教的班里有两个学生表现很好，另外有一位我
认识的物理学家也是在巴西受教育的。因此，看来虽然制
度很烂，有些人还是有办法成功的。”
　　哈，当我讲完之后，负责科学教育的一位部长站起来
说：“费曼先生刚刚说的全是些让我们坐立难安的事情，
但看起来他是真心热爱科学，而且他的批评也很具诚意。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
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
说完随后坐下。
　　那让其他人也获得了畅所欲言的自由，空气里顿时洋
溢着兴奋的气氛、每个人都站起来提出建议。在演讲前学
生早就组成一些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出来，他们也推
动其他委员会做其他事情。
　　然后，发生了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个
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提到的两个学生之一。
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巴西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
我今年才刚到巴西。”
　　另外那个优秀的学生也说了些差不多的话。而我提到
过的教授呢，居然也站起来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
但那是在战争期间。当时，幸好所有教授都没有留在学校，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修学来的。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在
巴西的制度之下受的教育。”
　　我完全没有预期会那样。我知道他们的体制很糟糕，
但百分之百的糟糕——那真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的巴西之行受到美国政府某个计划的赞助，因
此美国外交部要我就巴西经验写篇报告，我就把我的演讲
内容写出来。后来透过一些渠道，知道外交部有些人的反
应是：“这显示出，送这样天真的人去巴西是多么的危险。
这个笨蛋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问题。”
　　刚好相反！我觉得外交部这位仁兄才真够天真：就因
为他看到大学里开了一大堆课、也有种种说明，就以为看
到了真相！

jsy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语不惊人誓不休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
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
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
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
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
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
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
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
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
“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
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费曼大闹赌城

　　有一段时期。每到暑假我就开车试图横渡美国，开到
太平洋岸边，可是为了种种原因，我总是会流落到某个地
方走不了——通常是号称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很喜欢
那个地方。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靠赌客来赚
钱，旅馆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吸引人来赌博。因此那里的表
演和餐饮收费都很便宜，差不多是免费了。你不用预订房
间或位子，你可以就那样走进去，找张空桌子坐下来欣赏
表演。对于不爱赌钱的人来说，这实在太美妙了，因为我
享受到一切的好处：房租便宜，食物几乎不用钱，表演当
然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女孩子。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泳池畔，有个家伙走过来跟我聊
天。忘了为什么，但他以为我是个打工讨生活的，而他认
为，那样做太傻了。“你看我多悠哉游哉，”他说：“我
都在游泳池旁闲逛，享受生活。”
　　“你怎么可以不用工作就能过活？”
　　“简单得很，我赌马。”
　　“我不懂赛马，但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靠赌马过活？”
我说，满腹狐疑。
　　“当然可以，”他说：“我就是这样过的啦！这样吧，
我教你怎样赌。我们一道去，我保证你会赢100美元。”
　　“你怎么保证？”
　　“我赌100美元你会赢，”他说，“因此如果你赢了，
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你输，我就给你100块！”
　　我就想：“对啊！如果我赢了100美元，我就输他100
美元，我什么也没损失，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这证
明他的说法行得通。如果他输了呢， 我就赢了100块了。
这真美妙呀！”
　　他带我去一个投注站，那里列出了马的名称以及全美
各地的赛马场。他介绍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很
了不起！我赢过100美元！”
　　慢慢地我明白到，原来我也要凑出一些钱来下注，便
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赌多少钱？”我问。
　　“噢，三四百美元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而且，这令我担心起来了：万一
我全输了呢？
　　他说，“你听我说，我教你下注，只收你50美元的顾
问费，而且赢了才收钱。如果不灵呢，我会给你100块。”
　　我盘算：“哇！那么我稳赢了——不是50就是100块！
他怎么能那样做？”随即意识到，如果机率平均的话，你
赢100块的机率对输400块的机率是4比1。 因此每试5个人
之中，有4次他们会赢得100块， 他则拿到200元顾问费（
同时指出他是多厉害）；第5次他要付100元；所以平均说
来，他每付100块就拿回来200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
那样做了。
　　我们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持续了好几天，他又发明了
一些新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很划得来，但当我仔细想一会
儿之后，便明白了其中的巧妙。终于，他沮丧地说：“好
了，这样吧，你给我50美元顾问费，如果你输了，我还你
所有的钱。”
　　这样我要输也难了！于是我说：“好，就此说定吧。”
　　“好极了，”他说：“但可惜这个周末我要去旧金山
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400块， 我
也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第一套计划靠老老实实的数学赚钱。但现在他要
出城去了，这一次，他能赚钱的唯一方法是不把钱寄来——
当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此，我始终没接受他的建议；但看他怎么操作这些
赌法，倒是娱乐性十足。


喜欢表演女郎

　　在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趣，是认识表演女郎。在两场
表演中间休息时，她们都待在酒吧里，我猜这是旅馆方面
要求她们这样做，以招徕更多赌客的。我就是那样认识了
好几位表演女郎，跟她们谈话，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
那些说“表演女郎？”的人，心中早已存有偏见！但在任
何一个团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发现包含了各色人等。
例如，那里有一位是东岸某大学院长的女儿，她很有舞蹈
的天分，也喜欢跳舞；暑假到了，跳舞工作也不好找，于
是她便来赌城，成为舞团的一分子。大部分的表演女郎都
很好、很友善，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
事实上，表演女郎是我这么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胆怯：她们都那么漂亮、那么有名，我跟
她们聊天时，讲话也会有点口吃。开始时很困难，但慢慢
就比较好了，最后我信心愈来愈足够，什么人也不怕了。
　　我经常都难以解释地会碰上很多奇遇。这有点像钓鱼，
你把线放出去之后，耐心等候，总会有鱼儿上钩。当我告
诉别人我碰到过的冒险奇遇之后，他们会说：“噢，来吧
——我们去遇遇看！”于是，我们就走到某家酒吧去看看
会不会发生什么，但待不了20分钟他们就失去耐性了，事
实上，你平均要花上两天时间，才会碰到些什么。我花了
很多时间跟表演女郎聊天，然后，一个女孩就会介绍我认
识另一个，不多久，有趣的事情就常常发生了。
　　我记得有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她在弗朗明哥旅
馆跳舞，后来我跟她蛮熟络的。每次我到赌城，我就先点
了杯吉普森放在她的桌上，好让她知道我来了。
　　有一次我跑去坐她旁边，她却说：“今晚我跟另一个
男人坐，他是从得州来的大凯子。”（我早已听说过这家
伙了，每次他玩掷骰子时，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赌。）他回
到我们这一桌时，我那表演女郎朋友便介绍我跟他认识。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这儿
输了6万美元呢。”
　　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
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
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
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
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得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
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
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
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
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
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
这个家伙这么拼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
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
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
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
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
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
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
位得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
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
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
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
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
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
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
们把美国10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
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
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
　　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
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
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
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约翰大头的老婆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
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
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
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
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
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
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
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
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
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
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
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
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
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
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
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
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
大头——来了！
　　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
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
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
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大的事。“随便逛逛
……”（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
　　“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
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
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
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
　　“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
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
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
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


自动当跟班

　　第二天下午，我在弗朗明哥看到约翰大头，他站在吧
台前跟酒保聊天，谈摄影及照相机。我想他是个业余的——
拿着一大堆闪光灯及照相机，但说的全是外行蠢话。不过
我后来发现他不完全是个业余摄影家，而只是个买了些照
相机的有钱人。
　　这时，我猜他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太太厮混过，他
只是为了我带着的女孩才跟我谈话，于是我又想玩个游戏
了。我替自己创造了个角色：约翰大头的跟班。
　　“嗨，约翰，”我说，“我们来拍些照片吧，我帮你
拿闪光灯。”
　　我把闪光灯放口袋里，我们便拍起照来。我把闪光灯
递给他，建议他该怎么拍，把他哄得很开心。我们跑去“
最后疆界”赌钱，他赢了不少。旅馆赌场方面当然不希望
像他这样的大阔客离开、但我看得出来他想走了，问题是
如何能光荣撤退。
　　“约翰，我们要走了。”我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
　　“但我正在赢呢。”
　　“对，但今天下午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好吧，去拿车。”
　　“是，老大！”他把钥匙给我，告诉我车子的模样（
我没让他晓得，这我早已知道）。
　　走到停车场，果不然，那里就停着这辆又肥又大、有
两根天线的车子。我爬进车里，转动钥匙——却无法发动。
那是辆自动排档的车；当时那种车刚上市不久，我也不很
懂怎么操作。再弄了一会儿，我无意中把按钮转到“停
泊”的位置，车子发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旅馆
大门，下车走到里头，他还在赌。我说：“车子准备好了，
老大！”
　　“我没空玩了。”他宣布，我们就走了。
　　他要我替他开车。“我想去艾环槽，”他说：“你认
识那里的女孩吗？”
　　我确实跟那里的一个女孩很熟，便说“有呀”。到这
时候我已有足够信心，相信他跟我玩这游戏的原因无非是
想多认识几个女孩，于是我提起这个最敏感的话题：“那
天晚上我碰到你太太……”
　　“我太太？我太太不在赌城。”
　　我告诉他在酒吧里碰到的女孩。
　　“噢！我知道你在说谁了。我在洛杉矶碰到她和她朋
友，带她们来拉斯维加斯。她们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的电话
跟远在得州的朋友谈了一个小时。我气死了，就把她们赶
走！她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太太，呃？”终于真相大自了！
　　到了艾环槽，下一场表演要再过15分钟才开始，那里
挤满人，一个座位也没有。约翰走到领班那里说：“我要
一张桌子。”
　　“是，老大！几分钟就准备好。”
　　约翰给了他小费，跑去赌钱；我则跑到后台，女孩都
在准备登台，我请他们找我朋友出来。她跑出来，我解释
说约翰大头跟我一道来，他想在表演后找些人陪他。
　　“没问题，狄克，”她说：“我会带些朋友来，等一
下见。”
　　我回去找约翰，他还在赌。“你先进去，”他说：“
我等下就来。”
　　他们在最前面舞台旁边放了两张空桌子，而其余的每
张桌子呢，都挤满了人。我就坐下来。表演开始之后，约
翰才进来，这时那些女孩已经出场了，看到我独霸一张桌
子。之前她们以为我只是个小教授，现在她们认定我是个
大阔客。
　　　约翰终于进来，不久其他人也跑来坐在我们旁边的
桌子——约翰的“太太”、她的朋友潘美拉，还有两个男
的！
　　我凑过去跟约翰说：“她在旁边桌子。”
　　“是呀。”
　　她看到我在约翰身边负责打点，便伸过头来问：“我
能不能跟约翰谈谈？”
　　我一个字也没说，约翰也默不作声。
　　我等了一下，再凑过去跟约翰说：“她想跟你谈谈。”
　　他等了一下，“好吧。”他说。
　　我等得更久一些，再伸头过去跟她说：“约翰可以跟
你谈啦。”
　　她坐在我们这边，开始对“小约翰”下工夫，挨在他
身边。我看得出事情有了转机。
　　我很喜欢开玩笑，因此每当他们开始和好了，我就提
醒约翰一些事情：“约翰，那次的电话……”
　　“对了！”他说，“搞什么鬼嘛，打了一个小时的电
话！”
　　她说是潘美拉打的电话。
　　看来更有进展了，于是我指出，潘美拉是她带来的。
　　“对呀！”他说（这游戏好玩极了，玩了蛮久的）。
　　表演完毕后，艾环槽的表演女郎跑来跟我们坐，聊天，
直到她们要进去准备下一场表演。然后约翰说：“离这里
不远有家很好的小酒吧。我们去那里吧。”


终于累坏了

　　我开车送他去。进去酒吧以后他说：“看到那边的女
人吗？她是个很好的律师。来吧，介绍你认识。”
　　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说要上洗手问，然后就一直没
回来了。我想是他要跟“太太”重拾旧欢，觉得我在阻挠。
　　我说：“嗨！”点了杯饮料（还在玩那个蛮不在乎和
没绅士风度的游戏）。
　　“知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拉斯维加斯比较出
色的律师之一。”
　　“不，你才不是呢，”我冷冷地回答，“也许你白天
是个律师，但你现在是什么？你只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一
家小酒吧内流连厮混的人。”
　　她很喜欢我，我们去找地方跳舞。她跳的很好，我又
很爱跳舞，我们玩得很愉快。
　　正跳得起劲，我的背却突然痛起来了，这发生得很突
然，而且很痛。现在回想，当时我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睡，
净跟这些疯狂的人和事周旋，终于累坏了。
　　她说她会带我到她家。而当我一躺在她的床上，就昏
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是那么漂亮，阳光普照；但她
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仆。“先生，”她说，“你醒过来了
吗？我已准备好做早餐了。”
　　“呃……”
　　“我送进来吧，你想吃什么？”把菜单念了一遍给我
听。我点了早餐，躺在床上吃了——在我不认识的女人的
床上吃！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什么来历！
　　再问了女仆几个问题，她也对这神秘女郎一无所知；
她才刚开始上第一天的班呢，她还以为我是房子的男主人，
觉得我会问她问题才真稀奇。最后我穿好衣服离开，从此
再没碰到过这位神秘的女人。


与职业赌徒论输赢

　　第一次到赌城，我就坐下来把所有机率算出来，发现
掷骰子的机率是0．493之类。如果我赌一块钱，实际上我
只要花1．4毛钱。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这么不想赌
呢？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开始下注——一下子我就连续输了5元——就那么1
元、2元、3、4、5元。理论上我应该才输掉7分钱， 但我
已输了5元了！从此我也没再赌过钱了 （就是说，如果要
用我自己钱的话）。我真幸运，一开始就输钱。
　　还有一次，我在跟一位表演女郎吃午餐。那是个安静
的下午，没有平常的嘈杂，她说：“看那边那个人，在草
地上走的那个？他是‘希腊历克’，是个职业赌徒。”
　　我很清楚在赌城赢钱的机率有多大，便说：“他怎么
可能靠赌维生？”
　　“我叫他过来。”
　　历克过来，她介绍我们认识。“玛丽琳说你是个职业
赌徒。”
　　“没错。”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可能靠赌博维生，因为像骰子之
类的机率才0．493。”
　　“你说的对，”他说：“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赌骰
子或什么的。我只赌那些对我有利的。”
　　“喝！它们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过？”我不相信地问。
　　“其实这也很容易，”他说。“我就在赌桌旁闲逛，
如果有人说：‘9点！一定是9点！’那人兴奋极了，他认
定这是9点，而且正想下注。我早已计算出所有机率， 于
是我说：‘我跟你赌4元对你3元，这不是9点！’ 长期来
说我会赢。我不直接下注在骰子上，但我跟其他赌客赌—
—他们都有偏见，迷信一些幸运数字。”
　　历克继续：“现在我已声名在外，就更好办了，因为
很多人会来跟我赌。就算他们知道机会不怎么大，但只为
了如果真的赢了希腊历克，就可以四处告诉别人。我是真
的靠赌博维生，这种生活也好极了！”
　　希腊历克确是个很有学问的角色，他人很好。我谢谢
他教了我这么多，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知道吗？我总喜欢
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jsy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
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
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
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
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 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
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
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
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
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
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
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
“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
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
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
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
——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
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
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
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
雪又一直下，你拼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
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
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
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
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
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
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
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
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
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
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
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竟相提出优厚待遇：
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
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
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只驴子站
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
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
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10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
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
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
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
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
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
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
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1951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
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
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
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
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
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
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
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
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
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
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
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
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
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
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
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
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46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
有20、30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
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象中的要
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
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
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
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
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
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
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DNA了。 在
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
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
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
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
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
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
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
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
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一都一分为二的
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
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
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1/4、1／8及1／16等等，然而实验
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
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
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
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
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
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
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
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
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
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
——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
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
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
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
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
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
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
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
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
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
人选。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
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
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
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拼命暗示，
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
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
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
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
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
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
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
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
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
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
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
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
“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
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
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
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
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
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
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
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
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
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
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
们的邀请了。”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
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
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
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
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
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
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
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
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
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
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
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
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
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
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
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
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
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
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
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
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
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
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
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
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
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
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
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
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
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
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
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
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
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
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
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
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
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
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
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
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
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
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
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
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
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
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
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
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
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
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
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
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
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
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
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
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
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
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
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
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
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
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
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
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５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
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
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
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
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
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
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
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
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
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
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
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
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
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
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
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
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
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
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
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
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
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
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
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
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
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
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
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
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
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
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
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
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
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
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
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
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
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
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
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
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
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
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
（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
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
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
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
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
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
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
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
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
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
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
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
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
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
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
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
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
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
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
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
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
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
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
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
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
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
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
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
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
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
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
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
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
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
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
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
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
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
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
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
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
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
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
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
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
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
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
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
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
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
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
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
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
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
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
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
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
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
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
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
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
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
里的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
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
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
　　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
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
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
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
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
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
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
停止学日文。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不要太相信专家


　　５０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
（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
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
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
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３
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
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
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
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
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
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３个。但没
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
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
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
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３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
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
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
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
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
（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 也可以用某
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
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
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
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
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
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
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
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
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
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
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
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
50比1，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
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
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
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
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
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
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
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
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
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
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
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
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
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
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象自己重新在当学
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
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
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
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
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
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
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
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
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
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
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
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
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
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
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５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
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
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
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
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
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
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
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
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
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
（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 三人请
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
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
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
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
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
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
说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
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
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Ｖ和Ａ而
不是Ｓ和Ｔ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
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
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
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
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
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
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
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
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
　　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
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
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
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
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
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
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
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
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
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
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
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９％的差
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
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
记那９％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
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
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
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
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
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
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
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
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
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
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
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
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
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
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
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
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
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
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
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
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
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
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
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７％的误
差。”
　　我想起那９％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
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９％的差别，第二天却有
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７％的差别。但重要
的是，改变将会是从９％变成１６％呢（那就不好了），
还是从９％变成很理想的２％？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９％是怎么一
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７％……”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
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
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
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
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
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
相差将会是２％——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
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７％，那２％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
电话给我妹妹：“２％。”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１％。
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２％
也不全是实验误差。）
　　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
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
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
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 的实
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
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
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１１％。特勒第是个极优秀
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
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
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
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
（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
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
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
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
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
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
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
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
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Ｖ而不是Ｔ，而以
前大家都以为是Ｔ。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Ｔ呢？你为什
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Ｔ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
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
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
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
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
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
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
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Ｔ。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
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
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
看看“到底Ｔ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
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
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
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
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
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
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我就是不要签

　　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
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50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
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
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
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
“就是我最多只会签13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
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13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
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
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
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
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
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
我刚好签了12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
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签了13次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
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
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
　　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
过真的会到13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
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
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
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12次名，演讲也讲了，
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
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
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
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13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会议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
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
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
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
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
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
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
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
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
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
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
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
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
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
鸟’的。”（注：“几——苗——鸟”为Ｇ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Ｇ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
　　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
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
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
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
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 是个
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
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
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
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
——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
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
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
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
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拜师学画

　　有一次我到左赐恩家为他庆祝生日，我们又开始了类
似的愚蠢辩论，一直辩到凌晨３点。第二天早上，我打电
话给他：“听着，我们所以争论不休，却毫无结论，是因
为你对科学一窍不通，而我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所以，
以后星期天我们轮流上阵，我教你科学，你给我上艺术课。”
　　“好，”他说，“我教你素描。”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唯一会
画的图就只有沙漠里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的构图主要是
由直线组成，偶尔我会试试加上棕榈树和太阳。我是丝毫
没有艺术天分的。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呢，和我一样差劲，
每次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他都会画两团扁扁的、
椭圆形的东西，好像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有一根树干
从上面伸出来，顶上是个绿色的三角形——这就叫做一棵
树。所以，我跟左赐恩打赌，他一定没办法教我画画。
　　“当然你得用功学！”他说。
　　我答应一定会用功，但是还是打赌他没办法教会我。
其实我很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表达
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
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
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
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
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
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
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
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
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事实上，左赐恩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叫我先回家随便
画点什么。我试着画了一只鞋，又画了插在花瓶里的一朵
花，但都画得一塌胡涂。
　　我们再碰面时，我给他看我的习作。“噢，看！”他
说，“你看，在后方这里，花瓶的线条没有碰到叶片。”
其实我的本意是要让这条线一直画到叶片的位置。“很好，
这是一种表现景深的手法，很聪明呢。”
　　“还有，你没有把所有的线条都画得一样粗细（这也
不是我刻意营造的），也很好。假如一张画上所有线条都
一样粗细，看起来会很呆板。”课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每
次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他却用一种正面的看法教会我其
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说我错，也不让我难堪。所以我不断
尝试，渐渐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我从不满足。
　　为了有更多练习作画的机会，我还参加国际函授学院
的课程。我得承认他们的课还真不赖。一开头，他们先要
我画三角锥和圆柱体，练习加上阴影等，课程涵盖了好几
种绘画的领域：素描、蜡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快
结束时，我的兴致却逐渐冷却下来。我画了幅油画，但是
一直没寄去给他们。学校不停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学下
去，他们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我不断练习素描，对素描的兴趣愈来愈浓
厚。假如我在会议上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比方有一次，
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到我们学校来， 跟我们
讨论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应该设立心理系，我就开始画其
他在场的人物。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
可以练习画画。所以，我跟左赐恩上课时，确实是很用功
的。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
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
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
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
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
课就此结束。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争论：到底是他教得比我好呢，
还是因为我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我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教一个艺术家了解我对大自
然的感受，以便他能描绘出这种感觉。现在我得加倍努力
学画，让自己来画出心中的感觉。这是个很具野心的尝试，
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开始学画画不久，有位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
“你应该到帕沙迪纳美术馆看看。他们开了素描班，有模
特儿——裸体模特儿——让学生画。”
　　“不行，”我说，“我画得还不够好，我会觉得很尴
尬。”
　　“你画得够好了，你应该看看有些人画的那副模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美术馆去。第一堂课，他们只告
诉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白报纸以及各种铅笔和炭笔。第二
堂课，模特儿来了，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作模特儿的素描，但是一条腿还没画好，十分
钟就已经到了。我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已经画好整幅图画，
连她背后的阴影也画了。我明白我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慢
慢地，模特儿终于在课堂上摆足半小时的姿势了。我很努
力地、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画好她整个身体的轮廓。这次
还算有点希望，所以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画盖起来，不敢
让别人看。
　　我们要互相观摩其他人画的画，我这才发现他们真的
能画：不只画了模特儿，还把所有细节和阴影都画出来，
包括她坐的椅子及上面放的一本小书、讲台等等，巨细靡
遗！他们每个人的炭笔都“沙！沙！”的，就什么都画好
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指望。
　　我走回去，打算把我的画盖起来。我的画上只有稀稀
疏疏的几条线挤在白报纸的左上角，因为之前我都只在笔
记本大小的纸上画画，有点成为习惯了。但这时恰好有几
个班上同学站在我的画旁边看，其中有个人说：“噢，看
看这幅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他话中确实的意义，但是我深受鼓舞，下一
堂课才敢继续上。另一方面，左赐恩不停地告诉我，把画
布填得太满的画不是什么佳作。他的任务是，教我不要担
心其他人怎么画，他说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不逼你往特定方向走

　　我注意到老师话并不多，他告诉我唯一的一件事，就
是我的画在纸上显得太小了。他反而鼓励我们尝试各种新
的画画方式。这让我想到我们教物理的方式：我们有太多
的技巧，太多的数学方程式，所以当教授的不停地告诉学
生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但绘画老师却很害怕告诉你
任何事情。如果你的线条画得太重，老师不能说：“你的
线条太重了。”因为有些艺术家正是以厚重的线条画出伟
大的杰作。绘画老师不愿意逼迫你往特定的方向走，所以
他们碰到的沟通问题是，怎么让学生慢慢领悟出绘画的技
巧，而不是单靠传授；但物理教师却老在传授解物理习题
的技巧，而不是从物理的精神层面来启发学生。
　　他们总是不断叫我画画时，要更放松一点。但是，我
觉得叫一个刚学开车的人放松驾驶盘，是不大说得通的，
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小心地把事情做
好时，才有可能开始放松。所以，我很反对这种不停的叫
人放松的说法。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让我们放松的练习，就是画画时不
看画纸——目光绝不要从模特儿身上移开，手则在画纸上
描绘出线条，却不要低头看自己画成什么样子。
　　有位同学说：“我没办法不看，我只好作弊，我打赌
班上每个人都作弊。”
　　“我没有作弊！”我说。
　　“噢，胡说！”他们说。
　　我做完我的练习，他们都过来看看我画了些什么。他
们发现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的笔尖从一开始就断了，因此
画纸上除了秃笔的印痕外，什么都没有。
　　当我终于削好铅笔之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发现我的
画别有一股力量，有点滑稽，有点像毕加索的特色，我很
喜欢。我很满意这幅画的原因是，我知道以这种方式不可
能画得多好，所以这幅画画得差一点也不足为奇。其实所
谓“放松”，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我以为放松的
意思是“乱画一通”，其实放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不要担
心会画成什么样子。
　　我在绘画班有很大的进步，感觉也很不错。一向以来，
课堂上的模特儿都是属于粗线条、没什么身材的那种，不
过画起来也蛮有趣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堂课，来了一位漂
亮的金发女郎，身材的比例恰到好处。而到那时候我才发
现，我还是不懂得怎么画画：我根本画不出任何近似这个
漂亮女孩的形貌！画其他模特儿时，画得大一点或小一点
都没什么差别，反正他们的身材都不怎么样。但当你要画
一个外貌、身材都这么匀称的女孩时，你骗不了自己——
每一笔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行！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很能画的家伙问她，愿
不愿意充当私人模特儿，她答应了。“好极了，但我还没
有工作室，我得先解决这问题。”他说。
　　他的画画得实在好，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到很多；而
且我估量绝不再有机会画这样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所以我
说：“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充当工作室。”
　　他们两人都同意了。我拿了一些那家伙画的画给左赐
恩看，他吓了一跳，“画得没有多好嘛！”他说。他解释
不好的原因给我听，但我一直没真正听懂。


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学画画前，我对于看画从来都兴趣缺乏，对艺术品不
怎么会欣赏；只除了一两次，像有次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
看到一幅褐色的纸上画着竹子。对我来说，这幅画的美就
在于画家几笔挥毫下，竹子就浑然天成，我可以在真实与
假象之间流连忘返。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
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
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
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
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很快地，游客全涌进来，人潮闹哄哄地到处流窜，说
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我四处逛，抬头看了一下天花
板，然后稍稍往下看，看到几幅很大的裱框的画。我想：
“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画！”
　　不幸，我把旅游指南遗留在旅馆了，但是我想：“我
知道为什么这些画没有什么名气了，因为这些都画得不够
好。”接着我看到另一幅画，心想：“哇！这幅画得倒很
好。”再看另外一些画。“这幅很好，那幅也不错，可是
那幅很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觉得除了其中
两幅之外，其余的都很不错。
　　走进一间叫拉斐尔（Sala de Raphael）的展览室，发
现同样的现象。我作结论：“拉斐尔的作品水准很不稳定，
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有时画得很好，有时却画出一堆垃圾。”
　　回到旅馆以后，我翻阅旅游指南，在有关西斯廷教堂
这部分上写着：“在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下方，有十四幅由
波蒂些尼（Bottiecelli）、波路芝奴（Perugino）的画，”
他们都是伟大的画家；“另外两幅则是由不著名的某某及
某某所画。”我兴奋莫名，虽然我说不出这些画的名称和
作者，我却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佳作，哪些不是！科学家随
时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当艺术家说：“这幅画是
杰作”，或“这幅画很差”，而没法解释理由的时候，我
们往往就会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拿画给左赐恩看的时候，
情形正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拉斐尔的秘密呢？原来在于那里的画，只有少数真正
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其余都是他学生的作品。而我喜欢
的几幅，正好都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自己的艺术鉴赏力
信心大增。
　　后来，我那绘画班的同学和漂亮模特儿来过我家几次，
我努力描画，并跟我的同学学习。练习了好几次之后，我
终于画了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画——是模特儿的人头
像——我为这初次的成功兴奋不已。


卖画的乐趣

　　我终于有足够自信以后，便开口问老朋友德米屈亚迪
斯（Steve Demitriades）， 可不可以请他美丽的妻子充
当我的模特儿，我会以这幅画像回报他。他笑起来了：“
如果她肯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没什么意见，哈哈！”
我很努力地画这幅画，而当他看到这幅画时，他反过来完
全站在我这边了：“画得真好！”他赞叹，“你能不能找
个摄影师把它拍下来，多弄几份？我想寄回希腊去给我妈
妈看！”他母亲还没见过这个媳妇。这真是令我非常振奋，
因为我已进步到有人想要我的画的地步了。
　　另外也发生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有一次，加州理工学
院有人办了个画展，我也提供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
说：“我们应该替这个画订个价码。”
　　我想：“别傻了！我不想卖掉这些画。”
　　“这样画展会更有趣。假如你不会舍不得这些画的话，
就订个价钱吧！”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
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
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场”。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
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
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
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
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
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
　　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
片给她看。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
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
画？”
　　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
考虑一下吧！”他说。
　　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
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
来个意外惊喜。
　　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
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
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
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
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
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
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
　　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
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
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
　　所以，我决定开始卖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买画的
原因，只是因为“物理教授通常不会画画，这多有趣啊！”
所以我要取个笔名。我的朋友瑞特（Dudley　Wright）建
议我叫“欧飞”（Au Fait）， 在法文里是“完成”的意
思。我用英文音译为Ofey，刚好就是黑人拿来称呼白人的
字眼。当然，反正我是白人，所以无所谓。


尝试裸体素描

　　有个模特儿想让我替她画一张素描，但是她没有钱。
模特儿通常都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会来做这一行了。
她说如果我替她画一幅画，她愿意免费当３次模特儿。
　　“恰好相反，”我说：“只要你免费当一次模特儿，
我就送你３张画。”
　　后来，她把我送她的其中一幅画挂在房间的墙上，她
的男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十分喜欢。他甚至愿意出60美
元跟我订一幅她的画像（我的行情愈来愈见俏了）。
　　然后，这女孩还想到要当我的经纪人，四处告诉别人
“阿塔迪纳有位新画家……”兜售我的画作，她可以多赚
点外快。这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有趣呢！她帮我安
排在帕沙迪纳最高级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我的画，她和
百货公司艺术品部门的职员一起挑了一些画——我早些时
候画的一些植物（我并不很喜欢的画）——全部裱框。布
洛克百货给我一张签好名的文件，上面说我有某张、某张
画在那里托售。当然，最后连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那真
是我的一大成就：我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
谈别的，单单是我可以因此而告诉别人，我在艺术领域里
也曾经达到颠峰时期，就够有意思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透过左赐恩找模特儿，但偶尔我也
会自己想办法。每当我碰到看起来对画画会有兴趣的年轻
女人，我就请她们当我的模特儿。但通常我都只画了她们
的脸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请她们裸体供我作画。
　　有一次我去左赐恩家，跟他太太提到：“我从来没有
办法让这些女孩裸体摆姿势，我不知道左赐恩是怎么办到
的！”
　　“你问过她们吗？”
　　“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
　　下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我问她愿不愿
意裸体摆姿势。“当然可以！”她说，就这样了，原来并
不那么困难。我想是自己想太多了，老觉得问这种问题有
些不对劲。
　　到那时为止，我已画过很多素描；而在那个阶段，我
比较喜欢画裸体像。我想那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一种混
合体，但艺术究竟占多大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左赐恩介绍的一位模特儿，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玩
伴女郎，长得既高又漂亮，任何一个女孩看到她，都会十
分嫉妒。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太高了，进房间时都半弯着
腰。她摆姿势的时候，我试着教她“站直一点”，因为她
实在是优雅、引人注目。她听了我的话。
　　然后她又担心其他事情了：她的腹股沟有凹痕。我要
拿出一本解剖学的书来解释给她听，之所以会出现凹痕，
乃是由于肌肉附着在髂骨上；而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
种凹痕，只有像她这样身材匀称得恰到好处的人才会有。
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不管长得多美，每个女人都在担心
自己的外貌。
　　我想替她画一幅彩色的蜡笔画，作为一种实验。我想
先以炭笔素描，再着上颜色。我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
描，画的时候丝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
这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我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
让这幅画保持原貌。
　　我的“经纪人”看到这幅画，决定把它拿去兜售。
　　“你不能就这样拿去卖，”我说：“这只是用白报纸
画的。”
　　“噢，甭管它，”她说。
　　几个礼拜后，她带着那幅画回来，画已经裱上了美丽
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一幅画裱框后竟然可以美化这
许多，真是一件有趣、但会令艺术家为之气结的事。我的
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她们就去找裱
画商。裱画商说有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裱白报纸：先把它
浸在塑胶里，然后这样、再那样。这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把
画裱好，然后叫我的经纪人把画带回来给我看看！那位女
士还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
多可爱。”
　　我当然很高兴。这显示又有人能直接从我的画作中得
到快乐，这才是卖画的真正乐趣。


为按摩院作画

　　有一段时间，城里有几家上空餐厅——你可以在那儿
吃中餐或晚餐，跳舞的女孩起先只是上空，过一会就一丝
不挂。其中有一家上空餐厅离我家只有一英里半，所以我
常常前往光顾。我通常坐在那里，在画有花边的桌垫纸上
推演一些物理问题；有时候也会画画跳舞女郎或者是其他
顾客，稍微练习一下。
　　我的太太温妮丝（第三任太太）是个英国人，她倒是
很能接受我光顾这家餐厅。她说：“英国男人也常常去俱
乐部。”所以，这就有点像我的俱乐部。
　　餐厅里到处挂着画，但是我都不太喜欢。它们都是用
萤光颜料在黑色天鹅绒上画的画，看起来蛮丑的，题材都
是女孩脱掉毛线衫之类。我有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模特儿
凯丝，画得很不错。我就把这幅画送了给餐厅老板，让他
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结果，送画给他为我带来许多好处——餐厅老板变得
十分友善，每次都请我喝东西。现在，每次我到那里，女
服务生就会送来免费的七喜汽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跳舞，
做一点物理，准备一下功课，或信手涂鸦。如果累了，我
就观赏一下节目，再继续工作。餐厅老板知道我不想被打
扰，所以如果有个醉鬼过来跟我搭讪，女服务生会立刻过
来把他支开。如果来的是女孩子，他就不会做什么。我们
变成了好朋友，他叫吉安奴尼（Gianonni）。
　　餐厅挂我的画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很多人会问起这幅
画。有一天，有个家伙过来对我说：“吉安奴尼说，那幅
画是你画的。”
　　“是啊。”
　　“好，我想跟你订一幅画。”
　　“可以，你喜欢画什么？”
　　“我想画一个裸体的西班牙斗牛女郎，被一头人面公
牛攻击。”
　　“嗯，呃，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订这画的用途，会对我
有点帮助。”
　　“我想挂在我的店里。”
　　“什么样的店？”
　　“按摩院。你晓得，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有按摩女郎
——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我不想画这个题材，因此我极力劝
阻他：“你的客人看到这幅画会怎么想？还有这些按摩女
郎感觉又如何？这些男人进到你的按摩院，看过画以后兴
奋起来——难道你想让他们这样对待你手下的女孩子吗？”
他不为所动。
　　“假如警察进来看到这张画，你还能口口声声说你开
的只是按摩院吗？”
　　“好啦，好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得改变主意。
我想要的画是，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这家按摩院
没有问题；但当顾客看到以后，他会明白。”
　　“好吧，”我说。我们谈妥了60块钱的价码，然后我
开始在这幅画上下工夫。首先，我得想清楚要怎么画。我
想了又想，常常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他的主意，画那个裸
体的西班牙女郎。
　　最后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画一个假想的罗马女奴
隶，正在为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按摩，这也许是个参议员之
类。因为她是个奴隶，所以她脸上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
对未来带着点认命的态度。
　　我为这幅画下了很多苦功。我以凯丝为模特儿，后来
又找了一位男模特儿。我做了很多研究，很快地，我付模
特儿的钱已经有80块了，但我不在乎钱，我喜欢有人委托
我作画的挑战。最后，我画了个雄壮魁梧的男人躺在长台
上，有个女奴隶在为他按摩，女孩穿的袍子遮了一半胸部，
另一半裸露着，我把她脸上那种认命的表情画得恰到好处。
　　我正要把我的杰作拿去按摩院交货的时候，吉安奴尼
告诉我那家伙已经被抓了，而且关在牢里。于是我问上空
餐厅的女孩子，帕沙迪纳还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按摩院，
会愿意把我的画挂在会客厅内。
　　她们给了我一串名字和地址，还告诉我“如果你去某
某按摩院时，找弗兰克，他是个好人。他不在的话就别进
去。”或者“不要跟艾迪谈，他对画一窍不通。”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放在我的旅行车后座。温妮丝祝
我好运之后，我就出发往访帕沙迪纳的妓院，卖我的画。


裸画卖给气象局

　　在前往名单上的第一家按摩院之前，我突然想到：“
我应该先去问问原先那家按摩院。也许他们还照常营业，
而且说不定接手的人愿意买我的画。”到了那儿敲门，门
开了一点点缝，看到一个女孩的眼睛。“我们认识吗？”
她问。
　　“不，不认识，但是你想不想买一幅很适合挂在进门
处的画？”
　　“对不起，”她说：“但我们已经和一位画家签好约，
他正在替我们画画。”
　　“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说：“你们的画已经画好了！”
　　原来那个家伙入狱前，已把这幅画的事情告诉了他太
太，于是我进去把画摊开来给她们看。按摩院现在是由那
家伙的太太和他妹妹在经营，她们对我的画不太满意，想
找其他女孩来看看。我把画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所有的女
孩都从后面各个房间走出来，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奴隶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
快乐，”她说：“她应该带着笑脸。”
　　我问她：“告诉我，你在替男人按摩、而他没在看你
的时候，你会笑吗？”
　　“噢，不！”她说：“我的感觉就像她脸上表情显现
的一样！但你不应该把它展现在画上。”
　　我把画留给她们，但是过了一星期的反复质疑之后，
她们终于决定不要这幅画。而原来她们不要这幅画的真正
原因，是那个裸露的乳房。我解释我已经把那家伙的最初
构想淡化了许多，但是她们说，大家对这幅画的想法跟他
的不同。讽刺的是，这样一家按摩院的经营者对一个裸露
的乳房，竟然会如此矜持，实在很有趣。最后我把画带回
家。
　　我的朋友瑞特是个生意人，他看到这幅画，我便告诉
他事情的始末。他说：“你应该把价钱提高３倍。没有人
能真正确定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通常他们会想，‘价钱愈
高，一定愈有价值！’”我说：“你疯了！”但是，纯粹
出于好玩，我买了个20美元的框把画裱好，等待下一个顾
客。
　　有个在气象局工作的人，看到了我给吉安奴尼的画，
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画。我请他和他太太到我家楼下的工作
室来，他们问起我那刚裱好的画。“这幅要两百美元。”
我把60美元乘以3，再加上画框的20美元。 第二天，他们
回来买下这幅画。于是，原本替按摩院画的画，后来就高
挂在气象局的办公室内。


上法庭作证

　　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吉安奴尼的餐厅，逮捕了几个
跳舞女郎。有人曾经想叫吉安奴尼停止上空秀的表演，他
不愿意。最后整件事闹上法庭，地方报纸都登了这条新闻。
　　吉安奴尼到处向老主顾求助，希望有人为他作证支持
他，每个人都有借口：“我在经营夏令营，如果家长知道
我到这种地方来，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办的夏令
营……”或者是“我在做某种生意。如果报上登出来我去
过这种地方，顾客会不再上门了。”
　　我跟自己说：“我是唯一无牵无挂的人，我没理由不
去作证。我喜欢他的店，希望它能经营下去。我更不觉得
上空舞蹈有什么不对。”于是我告诉吉安奴尼：“好，我
很乐意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是，上空舞蹈是不是能为这个
社区所接受？社区标准容不容许上空舞蹈存在？辩方律师
想让我代表社区标准的专家意见。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其他
酒吧？
　　“有的。”
　　“那么，你通常每星期去吉安奴尼的餐厅几次？”
　　“每星期五六次。”（报纸上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
系教授每周看五六次上空秀。）、
　　“吉安奴尼的顾客涵盖了社区里的那些阶层？”
　　“几乎什么阶层都涵盖了：有做房地产的、有人在市
政府做事，也有加油站工人、工程师、还有一位物理教授
……”
　　“既然社区里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上空秀，而且
很喜欢上空秀，你是不是说上空秀应该可以为社区所接受？”
　　“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
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所以所谓‘可以
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
事？”
　　律师提出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律师反对。法官宣布暂
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15分钟，决定所谓“可以为
社区所接受”的意思，是50％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
　　尽管我逼着他们想得更精确，但是我也没有实际数字
作为依据，所以我说：“我相信有超过50％的社区居民能
接受上空秀，因此上空秀应该是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
　　吉安奴尼暂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他的案子和另一
桩类似的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这段期间，他的餐
厅照常营业，而我依旧有免费的七喜汽水可喝。


举办“欧飞”个展

　　大概在同一期间，有些人试图在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一
点艺术气息。有人捐钱把一幢旧的科学大楼改建成美术工
作室，设备和材料全都替学生准备好了，而且还从南非聘
请了一位艺术家来推动学校的艺术活动。很多不同的教师
都被请来授课，我安排左赐恩来教素描，还有人教版画；
我也试着学版画。
　　有一天，那南非艺术家到我家来看我的画。他提到为
我办个展，说不定还蛮好玩的。这回我是在作弊了：如果
我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绝不会认为值得为我的
画办个展。
　　“我有些比较好的画已经卖掉了，要我打电话给这些
人把画借回来，我会觉得很尴尬，”我说。
　　“不用担心，费曼先生，我保证你不需要打任何电话，
我们会安排一切，把画展办得专业而且没有瑕疵。”
　　我给了他一张向我买过画的人的名单。我的顾客很快
就接到他的电话：“听说你有一幅欧飞画的画。”
　　“噢，没错！”
　　“我们计划办一个欧飞的画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
画借给我们展览。”当然他们都乐意出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的地下室举行。一
切都有模有样，每幅画都有标题，而且借来展出的画都有
适当的说明，例如“吉安奴尼先生提供”等等。
　　有一幅画，画的是绘画班的那位漂亮金发模特儿，我
原本想用这张画作为阴影的研究。我把一盏灯放到她腿的
高度，往旁边及上方投射灯光。她坐着的时候，我把实际
的阴影画出——她的鼻梁在脸部投射出一个颇不自然的阴
影，看起来还不太差。我也画了她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
到她的胸部及胸部投射的阴影。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画一起
展出，并且把标题定为“居礼夫人观察镭的辐射”。我想
要传达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居礼夫人当成一个有美丽头发、
裸露胸部的女人，他们只会想到跟镭有关的部分。
　　有位名叫德瑞弗斯（Henry Dreyfuss）的知名工业设
计家，在画展结束之后，请了很多人到他家作客，包括出
钱赞助艺术的女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夫妇等等。其中一
位艺术爱好者走过来和我攀谈：“费曼先生，请告诉我你
是临摹照片还是画真的模特儿？”
　　“我都是直接画模特儿。”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居礼夫人替你摆姿势作画的？”


艺术家学科学

　　那时候，洛杉矶美术馆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认为艺术
家一点都不了解科学。我的想法是，艺术家不了解大自然
的基本通则以及大自然之美，因此也无法在绘画中把大自
然的这一面表现出来。美术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对科
技多一点认识，应该更熟悉机械及科学的其他应用层面。
　　所以，美术馆拟定了一个计划，在企业的赞助下，邀
请当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去一些公司参观。艺术家可以随
意在这些公司四处走动观察，直到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
物，作为绘画的素材，美术馆认为，如果有一个懂科技的
人可以在艺术家参观企业的同时，居间协调，效果可能会
比较好。他们知道我很擅于向别人解释事情，而且我对艺
术也不完全是外行（事实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学画）。
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旁协助，我答应了。
　　跟艺术家一起参观企业，非常有趣。典型的情况是，
有人拿个真空管给我们看，里面闪烁着蓝色、扭动的美丽
光芒。艺术家兴奋极了，问我他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东西用
在展览上，怎样才能让这种现象发挥作用？
　　艺术家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
他们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
当你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
有个家伙是个特大号冒牌货，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戴顶大
大的黑色圆顶高帽。他老是不清不楚地回答你的问题，当
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他话中含意或问他刚刚用过的几个字
眼，他又把话题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最后，他对这次艺
术与科学展览会的唯一贡献，是他的自画像。
　　其他有些艺术家的谈话，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意义，
但是他们会尽力说明他们的意念。有一次，我陪厄文（Robert
Irwin）一起去某个地方。那是个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反
复讨论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他想解释给我听的是什么，
而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有趣而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以为科
学家是某种伟大的魔术师，能制造任何东西，他们会说些
像“我想画一张三度空间的画，画中的东西全悬浮在空中，
发出闪光”。他们想像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完全不晓得这
样想合不合理。
　　最后，他们办了一个画展，并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尽
管其中有些还算不错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参观企业界时激
发出来的灵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佳作，都是在最后一
分钟才在绝望中赶着交出来的作品，和科技扯不上什么关
系。其他评审委员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处境
颇为艰难。我并不擅于评画，我发觉从一开始，我就不该
加入评审委员会。
　　美术馆里有个人叫塔克曼（Maurice Tuchman）， 他
真的懂艺术，他也知道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办过个展。
他说：“知道吗，你以后都不会再画画了。”
　　“什么？这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不会再……”
　　“因为你已经办过个展了，而且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画
家。”
　　往后，虽然我继续画画，但是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投入
和认真，也不曾再卖出任何一幅画。塔克曼是个聪明的家
伙，我跟他学了很多。而如果我不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应
该可以学到更多的！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假聪明，真笨蛋

　　５０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
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
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
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
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
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
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
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
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
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
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
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
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
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
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
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
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
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
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
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 另外还有
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
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
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
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
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
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
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
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
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
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
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
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
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
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
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
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
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
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
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
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
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
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
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
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
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
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
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
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
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
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
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
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
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
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
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
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
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
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
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
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
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
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
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
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
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
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
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
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
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
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
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
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
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
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
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
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
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
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
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
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
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
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
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
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
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
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
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
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
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
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
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
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
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
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
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
“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
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
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
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
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
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
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
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
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
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
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
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
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
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
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
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
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
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
“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
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
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
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
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
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
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
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
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
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
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
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
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
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
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
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
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
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
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
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Ｌ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
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
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
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
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
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
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
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
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
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
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
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
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
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
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
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
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
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
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
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
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
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
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
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
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
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
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
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
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
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
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
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
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
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
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
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
“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
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
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
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
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
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
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
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
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
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
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
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
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
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
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
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
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
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
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你们就这样选书？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
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
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
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
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
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
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
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
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
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
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
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
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
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
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
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
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
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
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
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
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
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
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
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
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
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
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
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
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
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
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
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
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
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
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
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
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
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
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
“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
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
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
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
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
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
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
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
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
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
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
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
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
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
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
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
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
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
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
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
……”。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
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
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
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
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
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
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
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
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
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
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
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
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
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
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
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
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
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
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
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
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
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
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
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
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 300磅
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
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
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
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
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
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
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
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
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
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
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
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
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
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
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 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
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
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
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
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
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
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
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
习题：“把这些以７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５为基底的数
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
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
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
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
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
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
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
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
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
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
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
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
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
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
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
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
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
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
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
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
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
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
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
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
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
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
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
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
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
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
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
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
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
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
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
——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
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
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
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
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
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
一套３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
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
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
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
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
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
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
３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
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
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
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
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
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
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
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
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
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
本书只有6 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
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
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
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
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 人交回报告，而在
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 6个数
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
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
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
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
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
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
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
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
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
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
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
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
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
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
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流程也出问题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
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
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
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
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
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
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
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
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
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
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
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
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
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
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
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
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
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
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
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
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
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
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
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历史重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
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
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
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４张图：第１张是一个上满发条
的玩具，第２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
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
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
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
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
　　“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
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
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
——“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
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
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
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
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
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
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
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
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
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
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
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
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
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
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
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
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
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
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
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
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
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
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
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
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
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
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
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
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
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
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
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
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
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
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
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
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
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
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
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
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
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
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
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
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
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
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
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
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
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
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
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
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
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
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
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
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
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
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
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
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
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
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
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
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
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
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
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
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
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
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
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
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
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
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
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
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
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
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
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
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
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

jsy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诺贝尔奖害人不浅

　　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
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
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
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
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
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
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
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
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
　　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
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
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
　　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
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
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300 个学生挤在那
里，结果一团混乱！


诺贝尔奖后遗症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
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
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
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
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
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
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
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
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
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
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
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
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
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
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
是天衣无缝。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
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
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
　　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
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
悉。
　　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
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
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
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
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
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
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
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
道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
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
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
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
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


可否不领奖？

　　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
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
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
在清晨3点半或4点钟打电话给我。
　　“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
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
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
　　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
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
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
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
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
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
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
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
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
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
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
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
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
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青蛙仪式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
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
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
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
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
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
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
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
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
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
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
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
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
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
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
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
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
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
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
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
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
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
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
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
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
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
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
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
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
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
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
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
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
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
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
十分顺利。


颁奖前的煎熬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
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
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
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
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
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
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
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
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
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
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
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
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
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
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
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
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
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
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
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
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
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
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
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
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
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
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
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
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
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
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
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
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
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
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诺贝尔也疯狂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
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88
号来宾也不喝酒。”（88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
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
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
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
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
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
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
（Mikhail Sho1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
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
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
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
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
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
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
发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
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
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
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
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
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
——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
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
谈话了。


回归自我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
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
“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
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
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
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
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
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
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
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
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
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
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
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
“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
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
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
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
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
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
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
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
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
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
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
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
“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
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
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
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
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
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
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
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当了“后备”名人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
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
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
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
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
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
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
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
“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
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
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
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
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
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
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
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
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
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